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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主潮 　　摘要：现代中国文学一直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功利思想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尤其在与社会变革联系极其紧密的20世纪，文学一直充当着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角色被推到社会历史的前台，而其审美属性和塑造精神的功能已位居其次。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功利；现代中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2-032-03 　　作者：田文兵，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兰州，730000 　　 　　一般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启悟和引导人类突破物质的、社会的与自身精神的局限，以一种诗意的追求达到审美的目标，这种文学价值观与文学创作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的自身规律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于是学界在探讨中国文学的价值系统时，通常把文学创作对人们精神塑造方面的意义作为中国文学甚至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终极属性。但是，不管学界是否愿意接受和承认，现代中国主流文学一直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功利思想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尤其在与社会变革联系极其紧密的20世纪，文学一直充当着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角色被推到社会历史的前台，而其审美价值和塑造精神的特质已为主流思潮所遮蔽。 　　实事求是地讲，从古至今，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纯粹审美的艺术品性，文人墨客也从来没有拥有过绝对自由的独立人格。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等一贯主张的“文以明道”到北宋周敦颐的“文以载道”，均表明文学自诞生以来就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并有着显而易见的社会功利性。把文学当作一种工具来看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和家国伦理思想有着必然联系。“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使古代的知识分子把文章作为进入政权集团的敲门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本来就是工具，更何况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为天下师”的传统心态，时刻以一种先知先觉的启蒙者的身份自居。到了近代，梁启超等改良知识分子强调文学在启蒙宣传、新民救国的作用：“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但是，梁启超等人提倡文学改良，其用意是借助文学来启迪民智、宣扬民德、振奋民心，希望能达到批判封建专制统治、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等社会政治愿望。其实不仅仅梁启超，绝大部分要求变革文学者或多或少出于实用功利主义目的，把文学创作与改良社会的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将小说社会价值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即使是中国文学最开放的“五四”新文学时期，这种状态也没能得到有效的改观。新文学虽然极力反对“文以载道”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但“从晚清到五四，文学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断裂。文学过渡中的新的生长点，催生了五四文学，五四文学仍然保持着清末民初文学难以割舍的政治文化的情结。”这说明新文学所反对的“道”，仅仅是封建文化之“道”而不是民主思想之“道”。如陈独秀就公开认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但“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文学研究会就明确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显然，把文学隶属于现实人生，本身就带有一种功利主义色彩。即便是力主“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成员，他们也并非像欧洲唯美主义者那样，完全超然于现实而醉心于艺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批评，以及其他诸人的作品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可见，新文学的倡导者始终在借文学革命实践他们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文学实际上全面继承和发扬了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社会功用文学思想，只不过他们是以貌似“西化”的话语言说形式，客观上维系着他们与传统之间的血缘联系。这其中有～个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奇怪现象，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与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社会身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陈独秀本来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行径和梁任公、章行严相同，他只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或者是文化运动的启蒙家。”“陈、胡而外，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都是当时的急先锋，然而奇妙的是除鲁迅一个而外都不是作家。”其实，鲁迅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家，他小说与杂文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强劲的社会使命意识，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先驱者们一样，为现代文学全面走向政治意识形态化倾向，埋下了坚实的伏笔。文学独立品格的缺失和社会功利思想的高举，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创作主体普遍具有的双重身份。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而为一，是导致文学成为政治的教条言说的重要因素，同时文学完全丧失了审美功能，被常常作为政治家附庸风雅的生活调剂品，或者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那些从事文学改良革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借文学演绎政治主张，文学也只是他们政治革新的一部分。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