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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的意象看唐寅复杂的人格内涵 　　唐寅(1470-1523)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宇伯虎、子畏，自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一提到唐寅，世人不吝用才华横溢、放浪形骸、率真颖达、放荡不羁等词语来描述这位“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近年来，研究者认识到唐寅放旷的言行、风流的外表下糅合的人格内涵和复杂的精神追求，即“道统”与“正统”的冲突、“出世”与“入世”的对立，并通过其诗歌曲折表现出来。 　　唐寅诗歌有将近一半涉及到花，直接以花命题的就有数十篇，如《一剪梅》、《妒花歌》、《桃花庵歌》、《花下酌酒歌》等。猎及的花类有桃、梅、梨、杏、海棠等。但一提到唐寅诗歌中花的意象，人们往往把它单纯地作为其清高自傲、放诞任情、潇洒率真的寄托物和代名词。这种认识显然是表面浅显的，联系唐寅的生平经历和当时文坛情况，他诗歌中的花的意象有着更为丰富的寄托场，内隐着作家复杂的精神内涵和多层次的人格表现。本文试打破这种片面概念化的理解，探讨唐寅诗歌花的意象中蕴籍的读苦以求仕进、放浪欲做狂生的人格内容和精神历程。 　　自曾父起，唐寅家族世代为商，明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卑微，激发了唐寅仕进以博功名、立功以济天下的光宗耀祖的“入世”理想。“；I士心未肯逐樵渔，秦运成思备扫除”(《七律诗赠恩师梁储以表夺魁之志》)，清晰地表白了自己建功立业的仕进理想。据《明史》记载：唐寅“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才华横溢，得人赏识，名噪一时。正当他踌躇满志、欲达功名之际，却因为徐经科场舞弊案，“语唐寅，下诏狱”。从此与仕途无门，遂纵情于花天酒地，狎妓风流，但仍不忘功名与“立功”理想。《夜读》：“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儒家苦读以求闻达、鸿学欲博功名的入世思想在寄情山水、放浪不拘的狂生生活中仍念念不忘。后来唐寅以卖画鬻文为生，郁郁不得志，于54岁便愤然辞世。唐寅一生多处于弘治(1488-1505)、正德(1505-1512)年间。其时，以李梦阳(1472-1530)、何景明(1483-1521)为代表的前七子高倪一切，以复古自命，打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轰轰烈烈推行文学革新运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成为文学重镇，文学思潮以复古为主流。唐寅独具才情、率直个性的诗歌创作处在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坛中心的边缘。其不弃俚语、恣意而为的诗学主张受到文学主流的强烈压抑。 　　抱着“联步上京华”的仕进理想，却因为朝纲黑暗的现实、官场的尔虞我诈，唐寅终生不得志，仕进之门在他面前重重地关上。拥有八斗之高的才情和“若不托笔札以自见，将何成哉”(《与文徵明书》)的文学理想，却压抑于复古主流，为封建士人和当时世人所不耻。但唐寅放荡不羁、蔑视礼法、不慕富贵的狂生外衣下掩盖一颗兼济天下、建功立业的儒生的积极入世之心。其彷徨苦闷的心路历程曲折反映在其诗创作中，悲戚忧愁的精神情感寄托在诗歌“花”的意象中。 　　《言怀》“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遇我神仙。此须坐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这首诗是唐寅以花为友、豪饮长醉的狂生形象的自画像和典型写照。人们也多因此类诗歌而认定唐寅“酒醉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目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桃花庵歌》)的放荡不羁的风流外表：“九十风光一掷枝，花前酌酒高唱歌……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花下酌酒歌》)的看破尘世、洞穿功名的潇洒表面；“赏心乐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一剪梅》)的沉醉于花前月下的精神追求的浅层。 　　唐寅推崇白(居易)、苏(东坡)，思想上倾向于非道非儒，既道既儒。他既无尧舜圣主济世之才，又无孔孟圣贤进取之心，却又不忘功名，内心深处活跃着传统士大夫的仕进理想。因此，他表面旷达洒脱，嗜好酒色，但无老子的淡泊无为之道和庄子的玩世逍遥之心。他一方面寄情于桃花坞，整天豪放赏花，放浪的狂生形象显露无遗，一方面又忍不住回头看看身后远处的玉宇宫阙，仕进的儒生理想时隐时现。唐寅在“花”中成就了狂生的淡泊名利、洒脱不拘的人格情操，桃花坞成为其不桀的命运、痛苦的心灵的精神寓所。但唐寅在“花”中又寄托着儒生的不遇之怨、不仕之叹。花开花落间有其又狂又仕的复杂心灵的流动和既道既儒的杂和理想的流淌。 　　自《离骚》以降，古诗中香草香花成为君子闲士的代名词，赏花代表着君王的尊贤纳士，明主对自我才能的赏识和承认。而花开花落于孤野则寓示着怀才不遇之感。花是唐寅人格的自寓，同时也是其苦闷复杂情怀的寄托，他以“花”为吟唱对象的诗歌中集中表达了这一深层内涵。 　　《和沈石田落花诗》之一：“六如偈送钱塘妾，八斗才逢洛水神，多少好花空落尽，不曾遇着赏花人”，从表面上看来，这首风景诗写落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