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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死观生 摘 要：自晋代潘岳为悼念妻子所作《悼亡诗》三首之后，“悼亡”二字就约定俗成地成为丈夫哀悼亡妻诗作的专称。悼亡文学发展至宋朝，苏轼率先在词的领域涉及悼亡这一题材，并留下了传世之作。悼亡，结合了爱情与死亡这两大主题，我们既可以把悼亡诗看作是爱情诗的一个独特类型，同时，伴着这一痛彻心扉的人生体验，生者不可避免地实现着从沉痛“伤悼死亡”到冷静“思考死亡”的情感转变。悼亡，由此也就上升到了一个哲学的层面，显现出一种强烈的生命此岸性意识。 关键词：悼亡 苏轼 《江城子》 悲情 生命意识 一、悼亡文学 在中国古代丰富多姿的文学园地中，有一朵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忽视却异彩独呈的奇葩，这就是悼亡文学，它包括所有涉及悼亡的诗、词、文等文类。“悼亡诗，顾名思义，就是哀悼亡者的诗篇。”［1］自晋代潘岳为悼念亡妻创作《悼亡诗》三首之后，“悼亡”二字就似乎约定俗成地成为了丈夫悼念亡妻诗作的专称。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将悼亡诗作为丈夫悼念亡妻诗作的专称并不合适，因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葛生》篇便有女子悼念亡夫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悼亡诗这一中国古代诗歌中比较特殊的一类，自潘岳之后得到了较大地发展，之后历代都有文人参与到悼亡诗的创作中来，比如说唐代的元稹、韦应物、孟郊，宋代的梅尧臣、黄庭坚、陆游，元代的傅若金，明代的于谦、李贽，一直到清代的王夫子等人，他们留下了大量感人至深的悼亡诗作。悼亡题材发展至宋代，悼亡词在悼亡诗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首事者是开一代词风的苏轼，他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算是宋词中的悼亡之祖。 死亡，一直都伴随着人类的生命而存在。即便是山野村夫，遇到失偶丧妻，也会痛苦流涕，呼天抢地之声不绝于耳，甚至忧郁伤身而死，更何况中国古代的文人，他们把至痛诉诸笔端，字字泣血，这些都是悲情的自然流露。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受到占据统治地位的“三纲五常”、“发乎情，止乎礼仪”等封建思想的束缚，不仅使得广大妇女一直处于被歧视的依附地位，同时，众多的文人也鲜有在夫妻生活中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比较一致地表现出一种情感的节制。然而，如果说平淡的夫妻生活就像涓涓细流，那么，一旦夫妻间发生丧偶的突变，这种涓涓细流就势必如绝堤的洪水，一发不可遏止。“死亡为悼亡文学提供了一个萌生发展的良好机会，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生命意义的契机。大多数的悼亡诗都离不开由‘伤悼死亡’到‘思考死亡’这样一个表述的机制。由丧偶之痛带来的对死亡的思考，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也为人们探索生命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出口。”［2］ 本人这里以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典型个案来进行具体分析，看看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地位的古代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文人在面对失偶丧妻这一人生至痛，是如何处理悲情的自然流露和情感节制之间的矛盾，以及正是在这种矛盾纠结中，情感必然产生一种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凸显出一种强烈的生命此岸意识。 二、悲情：自然与节制 苏轼妻子王弗本是四川省青神县乡贡士王方之女，年方16的时候嫁与苏轼为妻。“苏妻王氏天资聪颖，知书懂诗”，“孝敬翁姑，体贴丈夫，曾对苏轼的事业为人处世进行多次有识见的告诫，嘱咐，是诗人生活的伴侣，文学的知音，事业的贤内助。”［3］然而不幸的是在宋英宗治平二年的时候，王氏卒于汴京，时年27岁。王氏虽然亡故，但是她的音容笑貌无时不浮现于苏轼的脑海之中。神宗熙宁八年的时候，苏轼任密州知州，正月二十日夜里梦见正在临窗梳妆的妻子，醒来之后感慨不已，于是就写下了这首感人至深的《江神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4］ “十年生死两茫茫”一句中的“十年”二字，率先表明着词人的心迹，那是任凭时光流逝和生活变迁也不会冲淡的思念与深情。然而“生死”二字，又如一把利刃，横插在了深爱的两人之间，造成了永远也无法逾越的阴阳之隔。明明知道死者已矣，然而仍旧是“不思量，自难忘”。遥想着孤零零远在故乡眉山的亡妻的坟墓，而自己也是客居他乡，举目无亲，无处也无人可与说凄凉。这十年光景，苏轼被卷入新旧党之争，仕途起起落落，不断被外任，流徙，历经沧桑。即便现在能与妻子相逢，也应是“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下阕从记梦开始写起，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正是词人心中对亡妻无尽的追思，才会郁结成“幽梦”，跨越时空的距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那扇熟悉的窗前，看到心爱的妻子正在窗内对镜梳妆。可是这是怎样的一种会面呢，照理说阔别十年，夫妻两人应该是有说不完的话，然而四目相对，两心相印，情到深处反而无语，两人只是“相顾无言”，任凭清泪无声地滚落下来。全词最后一句“料得年年肠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