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羲之精选.docVIP

试论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应用理念及其影响 何习玉 在王羲之、王献之的意识中，对楷书、行书、草书两种字体的作用及场合是有严格的区分的。行书、草书虽然都是日常使用的字体，但在比较严肃、恭敬的时候用行书字体，在比较平常、随便的情况下用草书。王献之在这方面的主张既有所继承也有发展变化。由于“二王”在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其字体应用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以及王献之《洛神赋》都是用小楷抄录的，这是考虑实际的需要，因为都是篇幅很长的文章，所以字必须写得小，不但要小而且要清晰不含糊，小楷自然是能满足条件的。 在王羲之以前，表达严肃、恭敬的字体是隶书或者楷书，比如钟繇擅三种字体，“二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在曹魏时期，只有楷书可以用于“传秘书、教小学”，西晋荀勖虽然已经用行书教秘书监的弟子，但是在王羲之以前的时代基本上用楷书表敬。随着行、草书应用的日渐广泛，行书也被引入吊丧的书札中，因为相对于草书而言，行书是更接近于正体的字体，可以用在有一定正式意味的场合。但依然不能不考虑到传统的习俗，在吊丧书札中不能作过分的放纵。这也是社会应用对字体要求的一个方面，是促使行书规范的社会性因素之一。因此，在努力满足书写的方便快捷要求的前提下，王羲之尽可能将行书往正体的方向规范。由于王羲之继钟繇之后对楷书作了进一步的加工，使楷书的面目更加成熟。此时的楷书已经能够为行书的完全规范提供很好的参照。 在结构上，王羲之使行书的结体完全与草书区别开来，不作太多的放纵，笔画的省并很有限，基本的结构与隶书、楷书没有本质的差异，这就使普通的识字人不须经过专门的训练就能识读行书。在用笔上，王羲之的行书借鉴了楷书的用笔，使行书的点、横、竖、撇、捺等笔画都有明显的起笔、行笔、收笔的过程特征，而不是没有章程的自由任意，但是也并没有使用笔画的起、行、落刻板的程式化而影响行书方便快捷的特点。这个时候的楷书本身就不像唐代那样森严壁垒，还是一派自然天机，所以构不成对行书的束缚。 经过王羲之这样的努力，类似于通常所谓“行楷”的行书就作为行书的成熟规范体而出现了《兰亭序》就是成熟行书的代表。 有人认为，《兰亭序》作为一件草稿，它的字体应该是“稿书”，即行、草混合的，本应该很潦草。我认为，《兰亭序》虽然是草稿，但是属于定稿，王羲之的本意是要将这篇序的定稿放在兰亭诗集的前面，以供传抄、风行乃至后人查考的方便。左思《三都赋》所引发的《洛阳纸贵》就反映出魏晋时传写文章的风气。《兰亭序》中“后之视今亦由今这视昔”“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也表露出王羲之录此文以俟来者的期待。那么此稿就不仅仅要起到助记忆的记录作用，还要准备面对很长时间中各个层次的阅读者，因此《兰亭序》以『行楷』的面目出现是适宜的。 在王羲之行书书札中，间或有个别较特殊的字以草书面目出现。《丧乱贴》中，如果撇开四处“奈何”、两处“顿首”以及“羲之”签名，余字是纯粹的行楷；《频有哀祸帖》中惟“奈何奈何，省慰增感”较草化；《奄至帖》中惟“奈何奈何”为草书结法；《建安帖》惟“奈何”、“羲之报”两处为草书结法；《追寻帖》中“奈何奈何”、两处“足下”为草书结法。这些在行书手札中用草书书写的字的内容都改正“奈何”等一类通用的套话。这个原则也体现在王羲之的数量有限的几个被看作行草的书札中。以行草《得示帖》为例，初一寓目觉得是行草，其实基本上是行楷书，惟“知足下”、“吾亦劣劣”、“羲之顿首”采用草书“之顿首”三字甚至连草书也算不上，简化得像符号一样抽象。原因大概在于这些都是尺牍常用的套话，不是关键的内容，只是用来完成完整的程式，故能下笔轻快，随手即以较流畅的草书甚至更抽象的符号写出，收信人就能心领神会。 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则王羲之的行书尺牍虽然不是纯粹的行楷，一些“行草”意味的书札中对草书的吸纳也是非常克制的，只是稍作点缀而已。就是说，在王羲之的意识中基本上没有把一种介于行书、草书之间的东西作为实用的书写形式。这是比较符合字体的规范要求的。王羲之这么处理就是考虑到方便快捷与可以识别之间的矛盾，考虑到社会性的承受度。 王献之则多使用“行草”，他在使用“行草”时，完全摆脱了王羲之的那种克制。 献之书法遗迹大约二十五种，除《洛神赋》为小楷外，均为行草书札。在书法风格与使用原则方面已经与王羲之不完全相同。王献之行书的面目比较多样，可依其由行而草逐步加深的程度分为几类。 比较纯粹的行书 如《岁尽帖》，惟“奈何奈何”、“操之”、“再拜”数字为草书，其他多作行书；《余杭帖》首尾两处。“献之”签名为草书，余为行书。 以行书为主的行草 如《节过帖》，共八行，前六行完全为行书，字字独立，行笔闲缓，末二行草意较浓，笔意连绵；另如《鸭头丸》、《鹅群帖》、《卫军帖》、《不谓帖》、《吴兴帖》可归入此类。 行草等体参杂的行草 如《承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