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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比陈巨来年长十岁。吴、陈两人定交的具体年月现有二说：戴小京《吴湖帆传略》（上海书画出版社1988年6月）一书中为“一九二六年端阳节”；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中《吴湖帆轶事》一文中为“丙寅五月四日晨十时”。丙寅即一九二六年。端阳节（端午节）应是农历五月初五，故陈氏所记“五月四日”或是农历？而农历与公历相差有一个月。另王萍萍所编《吴湖帆常用印款》（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7月）中，有一方陈巨来为吴湖帆所刻半白半朱方印“吴湖颿”，印下附注说明“一九二六年九月启用”。故依据上述资料可大致确定，吴、陈两人定交的具体日期应为一九二六年五月初或六月初。地点是在陈巨来业师赵叔孺的寓所。其中详情，不妨参阅《吴湖帆轶事》一文，此不赘述。 陈巨来在《吴湖帆轶事》记述“定交”之事中还说道：“湖帆原来所用之印，均为赵古泥、王小侯之作，亦一例废置，且笑谓余曰：‘我自己从此不刻了，让你一人了。昔恽南田见王石谷山水后，遂专事花卉。吾学恽也。’终湖帆一世，所用印一百余方，盖完全为余一人所作者（只余被遣淮南后，有‘淮海草堂’与‘吴带当风’二印为他人所作耳）。”吴湖帆在当时不可能说过上述之话。因为他在一九三O年十二月六日的上海《申报》上，还刊登有《吴湖帆鬻刻印》的润例（王中秀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7月）。而陈氏所谓的“终湖帆一世，所用印一百余方，盖完全为余一人所作者”，就更属“信口开河”。吴湖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晚期至四十年代初期，所用书画印的确大多为陈巨来所制。但在此前后还有许多著名篆刻家曾为吴氏制印，比如方介堪、简琴斋、叶露渊、任书博、吴朴、钱君匋、韩登安等。怎么可能他会是吴氏书画印的“唯一作者”？郑逸梅先生当年可能也读过《安持人物琐忆》稿本，所以他在《吴湖帆精于鉴赏》（《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2月）一文中曾说：“湖帆所用印一百数十方，其中颇多为巨来所刻。”故郑先生的“颇多”与陈氏的“完全”，实有天壤之别也。 吴湖帆（ 陈巨来1926年刻） 待五百年后人论定（陈巨来1930年刻） 从《丑簃日记》中可知，吴湖帆与陈巨来主要是刻印关系。吴湖帆曾借给陈巨来《汪尹子印存》（又名《宝印斋印式》）十二册，共计有清初皖派大家汪关制印二千余方，借期长达七年。陈巨来多年以后在《吴湖帆轶事》一文中也曾感激地谈到此事：“余平生治印，白文工稳一路全从此出，故余与吴氏，相交数十年，中间虽与之有数度嫌隙，渠总自认偏信谗言，吾亦回顾当时恩惠，感情如恒矣。”所以凡吴湖帆后来让陈巨来制印，陈氏多欣然为之，有求必应。但从陈巨来的文章中看，陈为吴制印似乎是“免费”的，其实不然。一九三三年四月，陈巨来为吴湖帆刻田黄“双修阁”印。九天之后，吴湖帆即“为陈巨来画金扇，仿杨龙友，以答刻‘双修阁’印者。”陈巨来先后得到吴湖帆画扇有四五十柄之多，大多是以印易画或“索画”的方式所得。而当时吴湖帆画扇润例是：“摺扇三十二元。点景工细青绿均加倍。金碧照例一作四计。花卉同例。”（《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另还需加磨墨费（书画店佣金）一成。吴湖帆早年的画润是以黄金（两）计价，后来改为银圆，所以一般人根本就买不起。当年张大千曾有一朋友委托他向吴湖帆求一画扇，并给张大千三十二元支付画润。但后来张大千去取扇时，吴湖帆却要其再交三十二元，因为所画的是青绿山水。张大千在无奈之下只得自己再垫付余款而取扇。 从《丑簃日记》中还可知，陈巨来有时还将自己所画的一些小品，比如墨松等，再让吴湖帆为之补画梅石。而吴湖帆对此常用一个“索”字。比如一九三七年三月，陈巨来为了庆贺程潜（颂云）寿辰，自画松一枝，再“索”吴湖帆“补石以足之”。陈还“索”吴为其《安持精舍印冣》题引首，并为作紫蝴蝶花小帧。在《安持人物琐忆》一书中第十七页上的那幅陈巨来画松、吴湖帆补石、谢稚柳补梅竹并后写题跋的作品，应该也是此类的“索”来之画。而“索”字实有“求取”和“讨取”之意，原本还含有贪婪之贬义。但陈巨来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湖帆屡为余画，设色墨笔，惟命是听，而且可立索。”另外从《丑簃日记》中还知，陈巨来在制印为业的同时，似乎还从事印石买卖或中介，主要是一些如田黄和名贵寿山冻石之类。 陈巨来在《吴湖帆轶事》一文中曾说：“湖帆每藏一名画、法书，无不取出俾余细读（大千亦如此，叔师、稚柳则秘不出示），吴氏于他人则不然也。”这又是陈氏的“信口开河”。当年的梅景书屋，其实还是上海一个古书画鉴赏和交易的“沙龙”或“私人会所”。江浙和南方一带的大鉴藏家和著名书画商人经常出入其间，比如叶恭绰、马衡、冯超然、张珩、张大千、陈定山、蒋榖孙、孙伯渊、曹友卿、徐俊卿、徐邦达、王季迁、孙邦瑞、梁鸿志等等。名家高人云集，犹如过江之鲫。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吴湖帆会仅让陈巨来：“每藏一名画、法书，无不取出俾余细读。”因为陈巨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