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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韩集文献刊刻述略 　　摘 要：清代是继宋之后历史上的第二次研韩高峰，留存大量韩集文献，这与清代刻书业的繁荣不无关系。清代韩集文献通过官刻、私刻、坊刻流传于世。官刻韩集文献极大地提高了韩愈在清代的地位；私刻韩集文献种类多，推动了清代韩愈研究的发展；坊刻韩集文献便于韩集的普及，扩大了韩愈的影响力。 　　关键词：韩集文献；官刻；私刻；坊刻；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85 　　Abstract The second high tide of Han Yu study appeared in Qing Dynasty and large amount of Han Yus books remains now， partly because of the property of carving industry. Han Yus books were published by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s， personal printing and craftsmens workshops. Governmental publishing increased Han Yus position； various personal printing of Han Yus books promoted the study of Han Yu； and craftsmens workshop help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Han Yus ideas. 　　Key words Han Yus works； governmental publishing； personal printing； workshop publication； value 　　百代文宗韩愈（图一），一生遭际坎坷，两次被贬。在贬地，韩愈除鳄治水，振兴文教，政绩显赫，深受当地百姓敬仰，江山为之改名（封面图），并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潮州韩山建韩文公祠，现有韩愈墨迹（图四、图九），及历代各级政要、名流硕儒、书法大师的诗文楹联碑刻（图三、图十、图十三），韩祠橡木之景有饶宗颐书宋王大宝《韩木赞》（图八），构成了一部韩愈评传。韩愈故乡孟州韩园有乾隆帝御书《济源盘谷考证》摹刻（图十一）。乾隆帝据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考证盘谷所在地。宋清两代推崇韩愈，产生大量韩集文献。清代刻书业十分发达，不仅清人的研韩成果大都保存了下来，清以前的部分韩集文献也被多次翻刻。韩集文献的大量刊刻，既为时人研习韩集带来了便利，也为后世学者研究韩愈留存了重要的资料。 　　1 清代官刻韩集文献 　　清代官刻韩集文献极大地推动了韩愈在清代的地位。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收有宋方松卿《韩集举正》、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朱熹《原本韩文考异》、王伯大《别本韩文考异》、明徐泰时东雅堂《韩昌黎先生集》、清陈景云《韩集点勘》等，多是宋人研韩成果，之后这几种韩集文献又被不断重刻，流布?V泛，便于研韩者阅读借鉴前人成果。明东雅堂本实为宋廖莹中世彩堂《韩昌黎先生集》，删除廖氏姓名，国家图书馆等藏有廖氏《韩昌黎先生集》宋刻本（图七）。这一时期官刻的还有韩集选本《唐宋文醇》《唐宋诗醇》是为“御选”而发的说教，选韩愈作品较多。《唐宋诗醇》其序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又曰“夫诗至足与李杜鼎立，而论定犹有待于千载之后。”这是清代继叶燮之后又一次对韩诗的至高评价。莫砺锋先生评《唐宋诗醇》“评语是历史上首次理直气壮地为韩诗张目的言论，它不但较准确地说出了韩诗的特征，而且把它提高到与雅、颂相承的高度来予以肯定”，“将韩诗评为可与李杜鼎立，言下之意是韩愈的造诣超过白居易，这就把韩诗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1]御选《唐宋文醇》《唐宋诗醇》代表官方意识形态，大大提高了韩愈在清代的地位。同时清代一些地方官刻韩集文献也极大地推动了韩愈的影响力。广东始兴林明伦（1723-1757）推尊韩愈，选韩文一百三十五篇详加批注，成《韩子文钞》十卷。林明伦官浙江衢州知府时鉴于士子习韩无善本，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衢州府署文起堂刊其《韩子文钞》，为士子习韩服务。《韩子文钞序》曰：“明伦读而好之，为之不能。窃自谓知之，因手录其文百三十五篇，篇分细段，段注其义法于下，以便观览。后来守衢州，州人士颇晓读古文，然识不先定，则往往为俗本所乱，因刻是编，畀之诵习。凡文章离合顺逆之法略备于此。而其所以为文之本，则韩氏详于其书，学者当终始究之，毋徒震其奇焉。”[2]为衢州士人学韩提供了精本。晚清地方官书局也多刻历代韩集文献，尤其江苏书局，刊刻韩集文献较多。同治八年（1869），江苏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