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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对抗 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在复苏全球经济和谋划重建全球和地区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核心作用。历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通常导致破坏性的战争及其他对抗，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崛起是当代的一个核心挑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的金融决策者决定制定基于地区的隔绝策略，认为在国际交易中推广日元能够提高日本对美元政治的抵御力。就日本而言，地区主义是一场不确定的、高风险的博弈。在对中国(政治和军事上)和美国(经济上)采取避险策略的同时，日本有可能引发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并被美国弃之不顾。美元的批评者提出限制美国的经济权力，这是有据可凭的，正如过去四十年间欧洲和日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那样，这越来越有可能演化为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美元处于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美国金融市场规模庞大，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重要的国际基准，以及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全球金融机构中具有强大影响力，这些都为美国运用权力和特权提供了绝好机会。 近年来，东亚地区制度和倡议的崛起蔚为壮观，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几乎所有人都对此举双手赞成，但这意味着什么?正当各国政府逐步走出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政治和经济分裂，从而建立一套基于高效制度的合作秩序之时，东亚是否处于一场地区性革命潮流的尖端？建立和平共处、共同繁荣、政治上协调统一的东亚这一梦想是否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一切地区主义的推动措施都是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某种程度上，政治和经济因素必须以相同的方式推动这些措施得到切实落实。然而，东亚地区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东亚各国都怀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动机。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有不同偏好，这对设计地区制度并赋予其相应权利和能力这些长久以来的难题来说，是火上浇油。本书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国家权力至关重要，地区合作形式不仅反映了互惠互利的前景，还折射出日本、中国和美国这三个大国之间的领导地位竞争，上演了三个国家的金融三国演义。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东亚金融地区采取了各种措施，即减缓货币波动、建立金融危机遏制框架和发展地区金融市场。我认为，日中美三国之间的大国对抗为理解金融地区主义提供了最佳途径；同时，金融地区主义对这三国其他方面的对抗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迅速崛起，这与日益加深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相得益彰，为合作与竞争创造了空间。 所谓金融地区主义，是某一地区国家政府为促进金融协调和一体化而建立各种制度的事业。在东亚，金融地区主义进程主要基于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一般所说的东盟+3。 东亚金融地区主义试图吸取1997~1998年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钉住美元制和短期外币贷款会在游资流面前产生脆弱性，在解决实际危机是依赖IMF和美国的良好意愿是危险的。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症结在于，提高对危机的抵御力，通过加强本国金融市场和建立地区自助制度来推动发展和增长。 建立正式制度是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重要环节。这一进程符合地区合作的实质改变，即从非正式、非强制性的协商论坛发展为更实务、更具组织性的活动和组织。至少。这些制度有可能对全球的金融架构构成挑战—这一架构正体现在IMF、国际清算银行和七国集团之中。但出人意料的是，东亚金融地区主义大体上却一直对该体系抱以支持。反观其政治依据，这一全球架构能否为东亚地区金融合作提供永久庇护，仍不甚明了。 中日美三国关系有时被视为亚太地区的战略三角。在战略地缘方面，俄罗斯或东南亚也被视为关键因素。无论何方选择了何种战略几何，核心问题都在于，地区国家应如何应对中国这一日益崛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当然，如何处理对美日两国的关系也是东亚其他国家一直关心的问题，但这取决于是否存在可预测的行为和互动模式。国际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求变，而眼下东亚的巨大变革都以中国为核心。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政治挑战对于中国以及邻国具有双重性。首先，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快速增强，邻国必须考虑中国及其经济实体未来对它们的直接关联。其次，随着经济活动不断向中国转移，邻国对中国更具依赖性，因此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任何变动都将为其带来巨大影响。经济上，崛起的中国迟早将在某些方面对部分企业和经济体构成竞争威胁，但它同时也会为其他人提供良好的机遇和共同利益。其他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这种转变总的来说提高了中国经济伙伴的福祉。 中国以单一地区新霸主的面目出现，这并不符合东亚其他国家的利益，难以撼动的美国霸权亦是如此——事实上，整个地区主义事业显然至少是以部分减少依赖美国为目标的。眼下，中国的东亚影响力仍无法与美国及其盟国相提并论。即使权利制衡无关紧要，但就变化莫测的局势而言，不排除在未来建立制衡同盟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未来的制衡同盟都应该将美国和日本纳入其中，这完全是由后者的经济和军事重要性所决定的。 就东亚的战略几何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