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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香港文学 　　 1997年7月1日，当英国国旗从维多利亚湾畔降下的时候，香港一个半世纪被英国殖民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今天，多姿多彩的香港文学反映了新的历史现实。就作家队伍的构成来说，其中不仅有南来北往、东去西迁、土生土长、留港建港、移民回流的作家，还有定居国外而把作品寄回香港发表的作家，作家队伍可谓庞大，特别是南来作家和本港作家两大作家群体的裂缝渐趋弥合，创作势头十分旺盛；就年龄结构来说，老中青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特别是新生代的崛起给香港文学注入了新的质素；就创作本身来说，虽然因“九七”回归而引起的“香港意识”一度高涨，但几年后不仅“漂流异国”的故事不多，而且从政治角度感慨“此地是他乡”的小说也明显减少。可见“一国两制”政策和《基本法》深入人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非但没有变，反因随着和大陆关系的进一步紧密而进一步加强。在这点上，应该说《香港文学》起到了桥梁的重要作用。该刊的办刊宗旨就是“立足本土，兼顾海内海外；不问流派，但求作品素质”。两任主编刘以鬯、陶然都身体力行努力做着发展香港本土文学、营造多元文化氛围、沟通世界华文文学、传播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香港这种多元开放、兼容并包的独特文化氛围使香港文学呈现出自己的独特质素。 　　 　　困境与光明并存 　　香港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都市，市场法则一直是影响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因素。通俗文学流行天下，严肃文学边缘化，其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对此现象，香港学者郑炯坚归纳为：文学被迫踏上十字街头；“山头主义”的文坛厚黑学；“作者”（郑把写得不好或写伪文学的统称为“作者”）充“作家”；征文多黑幕；畅销排行榜有欺骗；书籍无书店容身；儒商结合（以商养文，文学也就成了商之附庸）；文学系学生稀少（由振兴文学的“呐喊”到“彷徨”；由文学理想的“追求”到“动摇”而终“幻灭”，离开文学队伍）；流行“心理治疗”小说（指成人童话的武侠小说、少女童话的言情小说、儿童童话的奇幻小说三类小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文坛危机重重，解救绝非一日之功。 　　近十年来，在香港先后出现又消失的文学杂志有《香港文学》《文学世纪》《城市文艺》《作家》《香江文坛》《文艺研究》《诗网络》《圆桌诗刊》《秋萤诗刊》《纯文学》《当代文艺》《当代文学》《炉峰文艺》《百合》《沧浪》《香港文艺报》《香港笔会》《读书人》《青文评论》《香港文学报》《香港书评》《香港散文诗报》《诗双月刊》《诗潮》《呼吸诗刊》《星期六诗刊》《当代诗坛》《诗世界》等三十多份，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杂志只剩十多份。想到这三十多份杂志多舛的命运，不能不令人伤感。 　　这三十多份杂志中，有些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如《文学世纪》《城市文艺》《读书人》《纯文艺》《当代文艺》《炉峰文艺》《香港书评》《诗潮》《香江文坛》《文艺研究》等；有些是由商业机构资助或由文学社团自筹经费，如《香港文学》《作家》等；其余大部分是私人集资自费出版的，这些刊物很少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自负盈亏，它们销量极少，很难普及到大众读者中去，即使是文学爱好者和作家也不一定知道它们的存在。而前两类杂志虽然有不同形式的资助，但发行上同样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杂志发行如此，文学书籍的出版发行更是艰难。就艺展局每年资助出版的书籍来看，其销量也令人担忧。其主要原因在于本质上与商业化、资本化思维有所抗衡的文学书刊，在营运市场上不可避免的边缘化，甚至会在讲求高流通量、高销量书刊的汪洋商海中淹没。这是不以任何文学思维为转移的商业规律。 　　那么香港是否就像某些人所说是个“文学沙漠”？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本港作家群落来看,有一支四代同堂的创作队伍。舒巷城等硕果仅存的老作家是现在本港作家第一代,他们仍然宝刀未老，但可惜的是前几年舒老先生已驾鹤西去；第二代是在战后50年代登上香港文坛的,主要有海辛、张君默、夏易等人。他们经历战乱、阅历丰富,深知香港,有着深深的民族情结,在香港文坛辛勤耕耘已有半个多世纪,其作品有着明显的岭南特色和浓郁的港味。第三代以小思、西西、也斯、吴煦斌等为代表。他们多生长在50年代,既熟悉香港又学贯中西,60年代登上香港文坛,而今正是人到中年,堪称本港作家的中坚。第四代是60年代以后生长在香港的青年作家,他们以新锐之姿冲击香港文坛,观念开放, 注重创新，如董启章、王良和、罗贵祥、韩丽珠等，体现着本港作家创作的未来趋势。 　　从南来作家群落来看,现在活跃于香港文坛的也有四代作家。第一代以刘以鬯等为代表,他们在50年代初期前后来到香港,经半个世纪的奋斗,已在纯文学领域里坐稳了江山,代表着现代派小说的最高成就。第二代是以陶然、梅子、白洛、颜纯钩等为代表的70年代来港作家。他们大多是海外侨胞子弟,从东南亚等地返回祖国求学,经历了“文革”风雨后来到香港,并以其富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