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石鲁绘画笔墨辩证观.docVIP

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石鲁绘画笔墨辩证观 　　石鲁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其深刻而富有创造精神的艺术思想对“长安画派”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作品的绝对超前性使他成为全国画坛争论的焦点;特别是1965年石鲁突发精神分裂症后,对其研究逐为热门话题。推崇者将把他视为东方的梵?高;贬抑者则以其身患精神病为由而恨不得否定他的一切。几十年来,关于石鲁的讨论不断,可出于种种原因只是囿于绘画一隅,少有关于石鲁画论思想的研究,这与石鲁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的实际影响是不相称的。本文以石鲁墨色观、虚实观,以及笔墨的“多少、繁简”观念,来探寻其绘画思想的根源。 　　 　　 一、墨色观 　　 　　 石鲁有关中国画墨色关系的论述有: 　　 1960年10月,在西安美协接待以傅抱石为领队的江苏国画院赴陕写生团举行的研讨会上,石鲁讲到:墨和色的问题,从中国画的调子上来说,墨恐怕是最高的调子了。 　　 1961年10月,在西安美协中国画创作研究室北京习作展研讨会上,石鲁讲:用笔用墨,我们喜欢破墨破色,但墨太胜,就没了笔趣;色是可以追求的,但过于求色,就失去了笔墨。 　　 1961年11月,在西安美协国画创作研究所习作展杭州展研讨会上,石鲁讲:可以吸收版画、油画色彩强烈、丰富的特点,但要注意民族的审美习惯。色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墨,而且要强调用笔的方法。 　　 在《中国画的造型问题》一文中,石鲁指出:气和色有很大的关系,首先跳入眼帘的要素之一是色。研究色仅仅“随类赋彩”是不够的,色联系着本质,联系着生活,失眠、贫血都从色中看出。中国画固然强调固有色,但更强调对比色。 　　 在《学画录?造型章》中,石鲁讲:色之含气、含光,在于水也;色之包神含情,在于变也。故色有真色、假色、借色、变色。色非纯自然之色,乃有长期社会实践所形成之审美观念。故色之于造型,亦具主客二因也。 　　 1981年1月,石鲁在接受访问时说:光从技巧上也说不清楚,什么“色破墨”、“墨破色”等,说不清,但风格离不开技巧。总之,是“以意命笔”吧。 　　 由上可以看出石鲁的墨色观:一、在墨色关系上,不管是以色破墨还是以墨破色,都必须是以墨为主、色为辅,不因色浓而伤墨,也不因手法的运用而掩盖了笔趣,总而言之,是“以意命笔”;二、中国画的色彩是非纯自然的观念色,是自然色与观念色的统一;三、在外来美术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色彩局限可以打破,可以吸收版画、油画色彩强烈、丰富的特点,但不能违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审美习惯。那么,石鲁的墨色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在墨与色之间,墨为什么是最高的调子?用色时为什么仍然要追求笔趣?从中国哲学的色彩观念入手,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 　　 中国人的“墨”色文化心理,源于原始宗教时期的老龟崇拜。在龟蓍崇拜时期,人们相信“龟千岁而灵,蓍百茎而神,以其长久,能辩吉凶”(刘向语)。由于龟蓍所代表的神意不仅决定着人类的生死福祸,而且决定着整个宇宙的吉凶运转,所以,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在生活中可以发现,龟越老其颜色就越为玄黑。龟崇拜转化到色彩观念上,就衍化出玄墨色崇拜。商朝的武丁时期,卜筮活动即开始用“墨”来占坼。董作宾先生在《商代龟卜之后推测》一文中说:谓之墨者,卜以墨画龟腹而灼之,其从墨而裂者吉,不从墨而裂者凶。也即从墨者,生之象也;不从墨者,亡之象。由此可见 “墨”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原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以龟蓍崇拜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渐趋衰落,儒、道、阴阳、五行等诸多哲学流派纷纷产生,百家争鸣的重要思想根源就是人们不再相信怪、力、乱、神。这时,“玄”色虽失去了原来的神圣含义,但其象征至高神秘力量的符号学功能却被继承了下来。如老子的《道德经》,就用“玄”来阐述他哲学理念的最高本体――“道”。《道德经?一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六章》又云:“谷神不死,是谓玄化。玄化之门,是谓天地根。”从道家哲学看,“玄”色又进一步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占据了至高地位。“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色彩呢?《抱朴子》里说:“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千岁灵龟”即“玄龟”,由此可知“玄”是“具五色”之色。元代陆森在其《五灵聚义》中说:“《叙事雄书》曰:‘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也”。可知, “玄”色就是“具五色”的大色。那“墨”色和“玄”色是何种关系呢?《尚书?中侯》载:“尧沉璧于洛,玄龟负书出,于背中赤文朱字。止坛场,沉璧于河,墨龟出,赤文题”。在这段文字中,一处用“玄龟”,一处用“墨龟”,这说明“玄”色与“墨”色是有区别的。《考工记》里,古人在“玄”之外,又增言“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