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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该花钱买民间文化成果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主人姚远利，刚刚在不久前为自己的励志堂添置了新匾与对联。“古匾横陈端庄厚重，榜书势如虹写尽千秋科举中华文脉；残额高悬典雅肃穆，擘窠形胜斗彰显百代贤良民族精神”，姚远利显然对这副对联非常满意，对联所体现的，正是博物馆的价值所在。然而，对于这样的民间博物馆，整个社会的价值认知又有多少呢? 　　记者：我知道您做了一个提案，由全国政协委员茅玉麟女士在2009年两会期间提交，我想知道，您想提交什么? 　　姚远利：我提出，像人民大会堂等国家机关应用匾额来统一标识。因为在建国之初，我们国家机关选择了挂牌，而没有选择匾额。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挂牌和挂匾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取向的问题。建国之初选择挂牌，体现的是跟封建文化的彻底决裂，而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为此，我做出了国家机关匾额悬挂的效果图，也最终以提案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在咨询一些文物专家，以及向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老先生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完全同意。 　　记者：我觉得这是民间博物馆在用自己的文化思考为国家的文化发展做事情。 　　姚远利：但是，我也要说，在我看来，国家对于民间博物馆还没有足够的重视，目前民间博物馆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是由这种不够重视所造成的。 　　记者：您是说，民间博物馆缺少有力的政策支持吗? 　　姚远利：我认为，民间博物馆现在之所以得不到很好的政策支持，首先是历史遗留的思想上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公与私的问题上――国家的钱怎么能给你个人?民间博物馆就是一朵野花，你之所以办博物馆是你自己愿意办，那好，你愿意办，国家给你冠名权和门票免税等政策，算是支持了吧?剩下的，你的生与死是你个人的问题。 　　这样种方式，比较容易让一些相关部门撇清责任，因为国家没有花一分钱，你的博物馆死了，各方都没有责任，你办得好了，那又是一份政绩，有关部门也乐观其成。这种思维的结果，就是把民间博物馆完全置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当中。我认为，如果不突破公与私的瓶颈，民间博物馆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记者：您是说，不能把民间博物馆看作是个人的收藏行为吗? 　　姚远利：千万不要把民间博物馆看作单纯的个人的博物馆。 　　我们分析一下民间博物馆的成长阶段就会发现，当一个人前期投出了大量的资金、心血，并且组合成了一种文化体系，以博物馆的方式体现出来，它就不再是某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已经变成为一种文化成果。国有博物馆的建立，前期有国家大量的投资，民间博物馆前期没用国家出一分钱，但是，一旦博物馆落成，不论是民间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作为文化成果，对社会所起到的文化传播与教育作用是同样的。既然如此，那么到了这个阶段，民间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 　　记者：这其中会涉及到钱的问题，国家是否有钱来做投入。 　　姚远利：老说资金困难，是资金困难吗?我觉得关键还是不重视。比如北京，如果给50家民间博物馆资助，平均一家给200万元的话，那50家就需要1亿元。1亿多吗?比起一个临时的工程来说都不算什么。从根本上说，还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民间博物馆在政策上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从角色上说，国家应该是文物与传统文化的最大和最好的保护者。 　　记者：在您看来，国家应该怎样支持民间博物馆的发展。 　　姚远利：我觉得应该出台政策，政策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保生存；第二，促发展。 　　具体做法可以是国家设定一个门槛，进行界定，对于符合一定标准的民间博物馆，由政府出资支持。这样做的实质意义，就是等于国家花钱买民间的文化成果为社会服务。 　　比如说，国家与民间博物馆可以签订合同，每年给多少钱，在给钱之前要进行验收。现在有的人开博物馆是为了提升藏品的价值，目的是为了卖藏品，因此这里面要有界定，把这种商业目的的博物馆和公益性的博物馆进行区分。 　　记者：民间博物馆的类型很多，国家该支持谁，先支持大一点的博物馆吗? 　　姚远利：我想，国家支持的民间博物馆应该不是按照大小来确定的，而是考虑具备独特性、珍贵性，且有一个比较广的受众面，能产生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达到这个标准，国家就应支持。至于怎么支持，方法很多，我甚至考虑过按平方米标准来支持。 　　记者：您觉得国家对于民间博物馆支持到何种程度是适当的呢? 　　姚远利：最起码一点，那就是如果是租房的话，国家要出租金，让你做博物馆无后顾之忧，保证博物馆能活下来，甚至，民间博物馆确实足够好的话，国家还可以提供设施。购置藏品国家不用管，民间博物馆的所有权也不因为国家资金的支持而发生改变。 　　记者：目的就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姚远利：对啊。有人说，现在民间博物馆也乱，鱼龙混杂，这没关系，你只要有个标尺。比如我就20件东西，我想做一个家庭博物馆，那你是个人行为，对社会也有贡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