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收藏的汉魏石经.docVIP

国图收藏的汉魏石经 　　所谓“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经书，根据内容可分为儒经、佛经、道经三种；按形式分有经碑、经幢、经板、摩崖等几种。从时间上看，儒经刻石最早；从数量上看，佛经刻石最多。从文献的流传和完整性上，也是儒释二家经典刻石的价值最为突出。 　　儒家发源于先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遂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正统观念和主流思想，儒家著作被奉为万世不易的经典。东汉经学兴盛，立五经博士十四家，各家所传经文皆辗转传抄，文字各不相同，导致论争纷起，甚至出现了通过行贿私改兰台漆书文字以合自家经文的事情。因此蔡邕等奏求正订六经文字，李巡等提议在太学门外立碑刻石，以为经籍之定本。“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自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隶释》卷二十引《水经注》文）。石经确实达到了为人们提供标准的目的，既达到了正定经文的目的，又有利地保存了各家资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版本意义的石头图书。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儒家刻经――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功成于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以汉代通行之隶书写刻《周易》（梁丘氏）、《尚书》（欧阳氏）、《诗》（鲁氏）、《仪礼》（大戴）、《春秋》（公羊）、《公羊传》（严氏）、《论语》（张侯鲁论）七部经，因此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竣工后，立于当时都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即北魏洛阳劝学里，今洛阳城东南三十里洛水南岸的碑楼庄、朱家圪?澈痛笄糯逯?间。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迁都长安，烧毁洛阳宫庙，倾巢之下，太学讲堂岂能卵全。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复立太学于洛阳,“乃复始扫除太学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 （《魏志?王肃传》注）。可见当时汉石经尚在，但已有缺损。为适应古文经盛行的形势，齐王芳正始二年(241)又刻立古文经《尚书》、《春秋》及曹丕《典论》于太学讲堂西侧，以补汉石经仅刻今文之缺，但仅书刻古文又恐时人难识，即列小篆和隶书二体于古文之下，因此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至此，汉魏石经并立洛阳太学，而此后它们亦一样的命运多舛。 　　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先后为洛州刺史，二人皆笃信佛教，废毁石经，用作寺庙，石经至此残毁不少。神龟元年（518）崔光曾经建议修补汉魏石经而未果，此时当尚存多半。至东魏武定四年（546），高澄通过水路搬迁石经至邺城，运至河阳，遇岸崩，没于水者近半。周大象元年（579）由邺城迁回洛阳，隋开皇六年（586）又自洛阳运入长安，不久被隋营造司改为柱础，至唐贞观初，魏征收集汉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隋书?经籍志》）。经历如此辗转迁徙，石经踪迹不可穷究。宋代时，汉石经各经皆有残石出土，魏石经则未闻发现，洪适搜集石经拓本，《隶释》存汉石经两千一百六十七字，《隶续》存洛阳苏望摹刻魏石经，计古文三百七十字，篆书二百一十七字，隶书二百九十五字。魏石经残石直至1895年洛阳故城龙虎滩才有第一次出土，今天可见的汉魏石经残石，最大的一块不过数百字，小的只有几个字。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近现代学者对汉魏石经作了大量的收集、复原和考证工作，复原了当时各碑的次序及位置，推定各种残石在原碑的大致位置。但是关于汉魏石经的辗转流徙，仍然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如北齐天保元年（550） “八月……往者文襄皇帝（按：即高澄）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北齐书?文宣帝纪》）。此处仅云蔡邕石经，不云魏石经，而《洛阳记》载汉石经四十六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汉石经立于讲堂东侧，魏石经立于讲堂西侧。而高澄迁徙石经时魏石经当与汉石经并立于太学，是否高澄把汉魏石经全数运至邺城？才能即使小半失落于水，仍存五十二枚之多？一说《北齐书》记载有误，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且各经皆有，令人怀疑石经是否曾经遭遇水厄，或者当时仅仅把完整石经运至长安，而把大量残石丢弃原地。而且《隋书?经籍志》仅言高澄运石经，不言是一体、三体。这些问题，俟后发掘有新得时解决。 　　石经书者，熹平石经《后汉书?蔡邕传》云“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后世遂据以归功于蔡邕。蔡邕虽擅书法，但以一人之力，完成二十余万字亦不可想象。《隶释》所录残字有“堂典”、“马日”姓名，洪适云：“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虽邕能分善隶，兼备众体，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办……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 （《隶释》卷十四）。马衡先生《汉石经集存》据传世文献和汉石经残石，考参与此事者，列成一表，凡二十六人（含刻工陈兴）。近年出土的熹平石经后记残石亦有“臣赐”、“臣宽”等人名，恐怕当时政府调动了一批善书者完成此事。正始石经的书者，各家记载不同，北魏江式以为邯郸淳所书，而晋卫恒《四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