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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通邮轶事 　　海峡难阻同胞情 　　 　　海峡两岸明月共照，同属龙传。因历史的原因，鱼雁被阻达40年之久，造成同胞离散之苦。 　　国民党政权撤到台湾以后，对共产党的恐惧犹存，所采取的“防谍”措施令台湾民众胆战心惊。在所有公共建筑围墙上，大书“保密防谍，人人有责”标语，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所采取的一连串肃清“匪谍”行动，如今在台湾也已与“白色恐怖”画上等号。当年军队内的政战系统，机关里的政风室，无孔不入。只要忠字当头，跟着岛内主流节奏呐喊，便能形成保护膜与保护色，求得自身安全。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台湾民众无法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对大陆亲友的思念之情只能深埋在心中。在大陆，也存在各种限制，使得海峡两岸的人员往来与通信联系根本无从谈起。在这段漫长的40年中，两岸亲人家书往来几乎完全断绝。只有极少数人将家书通过香港中转，或请海外亲友代写信封，另贴邮票，由第三地寄发。 　　20世纪50年代，大陆《集邮》杂志曾不断告诫集邮者不要收集台湾的“反动邮票”。台湾当局更视大陆邮票为洪水猛兽，集之有“资匪通敌”嫌疑。在岛内函件邮票上大量加盖诸如“保密防谍～检举匪谍”之类的宣传戳。更有甚者，直至1986年，在台湾邮政管理局集邮服务台赠送集邮者的购票小纸袋上，赫然印有“反共”标语。当年台湾岛内政治环境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局面也致使海峡两岸的集邮者与邮学无法切蹉交流。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和平统一祖国、促进海峡两岸交流给予高度重视。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台湾回归祖国方针，呼吁两岸实行“三通”(通航、通邮、通商)。 　　1979年5月5日，大陆邮电部下发《关于扩大收寄寄台湾邮件的规定》，全面开放收寄寄往台湾的平常函件。规定不论交寄个人、企业、团体或台湾当局的党政军等机构的平常函件一律予以收寄，不予限制。但台湾当局坚持“三不”政策，对大陆邮件一律“拒收”，退回原址。 　　进入20世纪80年代，海峡局势有所缓和，大陆与台湾集邮界的民间交往出现转机。据《香港快报》1980年3月12日报道，尽管台湾当局绝对禁止大陆出版的刊物进口，尽管当时大陆曾试图绕道美国和日本，把一些不涉及政治的纯科技刊物运入台湾，但皆被台湾有关当局查缉取缔。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复刊的《集邮》杂志，至该年3月10日止，已有4500本进入台湾，并且顺利避过官方耳目送达读者手中。另外至少有1万本仍在“渠道”中待运。当然当时不可能在邮票店里公开销售，而是向经常有生意往来的集邮者批销，并暗中接受直接订户。仅从这一点看到，《集邮》在沟通海峡两岸交流上有着其他手段所替代不了的特殊功效。 　　由于《集邮》的流入，使台湾集邮界看到了大陆的集邮研究现状，产生了强烈反响。两岸集邮界绕道第三国或香港，开始鸿雁往来，重叙邮谊。 　　1983年，邓小平提出6条和平统一主张，使“一国两制”的构思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1982年和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会全体代表分别发出《致台湾集邮界同仁书》，衷心欢迎台湾邮友前来大陆交流邮品，切磋邮学，互通信息，以维邮谊。并一再呼吁台湾当局尽快恢复大陆与台湾之间包括通邮在内的“三通”。 　　 　　“通信不通邮”的“特封”“特戳” 　　 　　迫于海峡两岸民众的强烈呼声，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解严”。10月15日，又宣布台胞可到大陆探亲(限三等亲)。此禁一开，如潮决堤，汹涌而至，两岸民众要求电信联络的愿望十分迫切。 　　 　　1988年4月18日，台湾开始实施“对大陆通信办法”，基于台湾当局顽固坚持“不通商、不通邮、不通航”的三不政策及“不接触”的立场，邮政当局决定采取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租用台北市10099邮局第50000号信箱的办法，经由香港将信件转往大陆，即所谓“通信不通邮”。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海峡两岸“通邮”，大陆方面始终畅通无阻，而台湾方面却一再节外生枝。由于台湾发往大陆的信件邮寄方式有过很大变化，因此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红十字会代转时期”，由1988年4月到1989年6月。这段时间内台湾红十字会接受台湾邮政总局委托租用信箱，受理台湾民众寄往大陆亲友的信件。邮局专门为此同时印制了两种专用信封，一大一小。小封装寄往大陆的信，落款是在封上印好的“香港?内详”，文字颜色有红、蓝两种。寄信人在此封上浮贴1枚10元(新台币)邮票，作为香港到大陆的邮资，然后将这个封装入大封。大封上面已印好寄50000号信箱收等，贴上3元(新台币)邮票即可寄出。于是，台湾寄大陆的实寄封封面上只写大陆收信人名、地名，除了“香港?内详”以外，不写自何处寄来。信封上没有邮票，只有香港的一个大批信件的机销日戳。 　　由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