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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稳中求进 　　摘 要：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和国内结构性变化叠加，分工固化弱化、外贸量质下降，同时我国外贸新旧动能转换，蕴含新的发展条件。“利弊相依”的认识论相应得出“稳中求进”的方法论。“稳”和“进”两方面都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据此提出推进“一带一路”、 培育竞争新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完善政策体系、优化配套机制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贸易；稳中求进；新常态；全球价值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将稳中求进作为2017年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业已成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这是面对经济新常态作出的科学判断和积极应对。对外贸易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引擎，当然也应该将稳中求进作为总基调。尤其是考虑到世界经贸、国际分工、要素结构等方面的新变化，我国外贸困难因素和有利条件并存，迫切需要应对挑战，保持基本面“稳”，同时也需要把握机遇，实现发展方式的“进”。本文研究我国当前外贸形势，分析“稳”、“进”两方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一、当前我国外贸形势 　　（一）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削弱我国外贸的支撑环境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下行风险巨大，短期难以恢复高增长。国际贸易水平更是持续低迷，动力减弱。2016年全球贸易量同比增长1.3%，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新低，较之全球经济增长率2.3%，贸易增长率时隔15年首次低于经济增长率。WTO预计，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8%―3.1%，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预期。贸易低增长和经济低增长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造成矛盾交织，风险增加。一是国际有效供给与需求不适配。供需结构性失衡，大宗商品价格市场动荡不稳，价格陡升陡降，影响正常贸易秩序。二是国际低利率与低通胀叠加。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流行，货币竞相贬值导致了全球低利率、负利率蔓延，美联储连续多次加息使国际金融市场更趋混乱，主要经济体却深陷通缩威胁，贸易动力不足。三是国际高债务与高杠杆并存。据IMF报告，全球广义债务总额已达152万亿美元，为同期全球GDP的2.25倍。而低增长遏制去杠杆过程，陷入恶性循环，造成贸易流动性停滞。 　　同时，全球经贸规则进入重塑期，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发达国家通过自贸协定牵头谈判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标准，涵盖环境、劳工、国企等宽领域，围绕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的争夺日益加剧。局部地区地缘博弈更加激烈，诸如英国公投脱欧等“黑天鹅”事件，增加了世界贸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据《全球贸易预警》显示，2008―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居各国之首；还有特朗普任总统后，当即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实施高关税和汇率操控调查。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有增多趋势，构成新的贸易阻力。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到2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117起贸易救济调查，计139.8亿美元。 　　（二）我国在国际分工结构中的定位具有固化弱化的风险 　　以往关于国际分工的贸易理论中，都将比较优势作为贸易的先决条件。李嘉图模型认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贸易供需。“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要素的价格成本决定贸易供需。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技术等跨国流动性要素重要性凸显，并与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传统固定性要素相结合，构建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GVC）。国际分工体系也演变为基于生产要素的合作体系，地区之间按照不同的要素禀赋进行分工，技术含量越高，在价值链越越处于高端。因此，全球价值链呈现发达经济体在高端、新兴经济体在中低端的“二元结构”。 　　目前，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已经建立了一种“低端供给―国外需求”的结构，即侧重于以货物出口拉动经济，并接受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分工。这种结构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要素禀赋特点，即劳动力充裕，资源成本较低，但资金技术不足。为此，我国采取税收优惠、加工贸易等方式，大量吸引国外直接投资，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等相对低端的产业，并形成出口导向的路径依赖。诚然，近年来我国比较优势篮子有所变化，正在向对外投资国转变，某些产业的技术升级也有进步。但总的来说，“低端供给―国外需求”的结构仍未根本改变，且存在固化和弱化两大风险。 　　一是固化风险。“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认为，一国尤其是后发展国家在自由贸易状态中，其产业结构因为自身成本和汇率的提升，在国际分工中趋于固化。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主导贸易格局，垄断技术、控制价格、掌握结算货币，牢牢占据价值链高端分工和高利润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局限于短期赶超获得的利益，忽略技术改进和生产率提高，将长期处于“低端?i定”困境。目前，我国产业分工就有被锁定的高度风险，其特征是：国内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