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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明清刻书举要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王勃的诗句带给了多少人对唐都长安这片土地的无限遐思。长安自古帝王都，历来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宋代以降，政治中心东移，到明、清时陕西已非昔比。但陕西作为西北的重镇，明太祖朱元璋设秦藩、立秦王，建布政司，辖陕、甘、青等地区，清政府也将陕西作为管理西北的中心和枢纽，社会相对稳定，文化发展，雕版刻书事业逐渐成熟并形成了特有的风格。 　　 　　明代陕西的刻书业 　　 　　明代陕西的雕版事业比较繁荣，数量和质量都超越了前代。其雕版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纸墨印刷也比前朝有了明显提高，所刻书籍涵盖了经史子集。藩府、布政司、各地官署、书院、书坊、个人以及西方天主教会，都刊刻印刷了大量的书籍。明人胡应麟《经籍会通》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燕、赵、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由此可知，明代陕西地方刻书已自成一系。 　　陕西明代的刻书，洪武至弘治年问(1368～1505年)所出版的书籍较少见，弘治后渐多。明中期正德至隆庆时(1506～1572年)形成了明代陕西雕版史的黄金时期。明后期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年)社会动荡，刻书业受到影响而逐渐衰落，但这个时期出现了天主教会和农民起义政权的刻书。 　　明秦王府所刻书籍称秦藩本。秦定王朱维焯喜刻书，嘉靖十三年(1534年)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堪称精善之本。秦王府宗室及属下也刻书，如隆庆间所刻《吟押易览》《永寿王诗韵》，天启间所刻《大业堂诗草》《宾竹遗行录》《大明秦简王遗事》等，均是上佳的版本。明代陕西官刻书籍为数极多，嘉靖十年(1531年)西安知府李经刊刻了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与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以及北宋程大昌的《雍录》等书，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陕西布政司刊刻了明马理纂，赵廷瑞修的《陕西通志》四十卷，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至隆庆四年(1570年)刻过《十七史详节》二十三卷。万历三十年(1602年)刻过《秦汉图记》，含《三辅黄图》和《西京杂记》各六卷。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又刻了明冯从吾纂，李思孝修的《陕西通志》三十五卷，此类书籍字体精整，疏朗清晰，在雕版、校勘、纸墨印刷各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是明代陕西版刻的代表作。官刻书籍雕印精美，校勘细致，这与地方主政官员的积极倡导有很大关系。 　　明代当政的陕西官员刻书动机多样，有的附庸风雅，有的关注地方文化，有的宣扬施政业绩。如嘉靖年间武功县令姜恩刊刻《焦氏易林》两卷，万历年间咸阳县令王家瑞刊刻了《成阳金石遗文》及《李长吉诗歌》四卷，富平县令刘兑刻了《颖阳四先生集》四卷，天启年间蒲城县令李烨然刊行《径山寺志》十四卷等。陕西凤县地区在明代没有官方刻书，但隆庆六年(1572年)凤县后紫柏山云岩禅寺主持和尚了玄刊刻了一部《王味法?稀罚?却是不多见的单刻本。在这卷经文上还保留了刻工的姓名：“铁笔匠苏孟宜”。这一凤县明代雕版的重要实物，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明代陕西书院刻书不少。正德五年(1510年)三原宏道书院刻过《吕氏乡约》《乡议》各一卷。嘉靖五年(1526年)西安正学书院刻过《国语》，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华阴太华书院刻《韦刺史诗集》十卷，校勘精审，被推为善本。 　　在私家刻书中，长安人许宗鲁(1490～1560年)致力藏书，刻印了大量书籍，有《吕氏春秋》《左传》《六子全书》《太白山人诗集》《玉坡奏议》等。三原人王承裕(1464～1538年)是著名的教育家，曾在三原宏道书院任主讲多年，他在三原刊刻了《忠愍公诗集》《李卫公通纂》《太师王端毅公奏议》等等。民国商务印书馆主持影印的《四部丛刊》中的《忠愍公诗集》，就是用王承裕所刻的这个版本影印的。赵??，明万历间周至人，著名的金石学家，万历间自行刊刻了《石墨镌华》《植品》，前者是有关金石学的著作，后者则介绍了洋姜、番茄等植物最早传人中国的情况。王九思，陕西户县人，弘治朝进士，与李梦阳、康海等人同为“前七子”。其作品《??陂集》十六卷，《漠陂续集》三卷于嘉靖年间刊刻行世，关中地区雕版，本地白绵纸印刷，版刻精整，字体雅致，是陕西明代民间刻书的精品。崇祯时张孟宗于眉县衙署重刊《漠陂全集》，又收录《碧山乐府》《碧山诗余》《南曲次韵》《杜子美游春记》《中山狼院本》等共八卷，重刊本虽无嘉靖本之古朴隽秀，但雕版清晰，刻印均佳，是陕西明末的好本子。嘉靖至万历年间，陕西终南山内的寺庙道观收集前朝及本朝文人吟咏终南胜境之诗文，辑录为《终南仙境志》《外志》，以白绵纸刊刻成书，周至名士王三聘作序。观此书版式，行格不定，前后页字体大小各异，单、双栏不一，前数页为嘉靖时宋体精刻，后数页刻风较晚，呈写刻状，另版页漫漶之处也多见。由此可知这部《仙境志》并非一气刻成而是陆续增补刻成的，每增添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