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吉普赛女性形像研究.docVIP

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吉普赛女性形像研究 　　[摘要]吉普赛女性形象作为“自由”的象征，较为集中地出现在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极大地冲击了西方的文明秩序，而吉普赛民族女性形象所独具的魅力，更直接地激发出西方人的自由欲望。这一现象出现，是因为吉普赛女性形象是“自由”和“自然”的象征，符合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追求。在西方文学家的笔下，吉普赛女性形像作为一种合“理性”的利用，这种功利性也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学；自由；他者；社会集体想象物 　　 　　一、引言 　　 　　约在6世纪时，阿尔泰地区的突厥人强盛起来，居住在印度北部旁遮普省的一些吉普赛民族部落，于10世纪左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踏上了流浪的征途。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生活的磨砺，逐渐形成了他们自由无羁的天性。吉普赛人浪迹世界各地，约在14、15世纪，他们流落散居到欧洲各国。继而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吉普赛形像：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塞万提斯创作的《吉普赛姑娘》，古典主义时期法国的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司卡班的诡计》。值得研究的是，19世纪出现了普希金的《茨冈》，列夫。托尔斯泰的《茨冈人生活的故事》，梅里美的《卡门》，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高尔基的《马卡尔?楚德拉》等，都塑造了浪漫美丽、独特而鲜明的吉普赛女性形像。 　　此类形像为何如此集中在19世纪出现?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来进一步探讨其中的深层原因。目前，学术界对于此类形象的研究大多囿于社会批评的角度，而少于从比较文学理论视域出发去求根溯源。 　　 　　二、吉普赛女性形像是“自由”和“自然”的象征 　　 　　吉普赛人被认为是自由、爱情、歌舞的象征由来已久。荷兰画派的奠基人哈尔斯的代表作《吉普赛女郎》，表现的是尼德兰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新教徒追求自由的时代倾向。画中的吉普赛女郎无拘无束的天性表现得非常生动，特?e是那扭头一笑，会心中透出无伤大雅的轻蔑与嘲讽。 　　19世纪俄罗斯“民族文学之父”普希金，于1824年创作的浪漫主义叙事长诗《茨冈》。贵族青年亚历克因躲避官司而出走，与一茨冈女子真菲拉相爱。两年后，真菲拉爱上了另一个茨冈男子。出于报复，亚历克杀了真菲拉。真菲拉在死前愤怒地说：“……亚历克，你也死了吧!我为爱他而死……”真菲拉视死如归地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 　　法国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发表于1831年的浪漫主义的典范之作《巴黎圣母院》，塑造了一位完美的吉普赛女子――爱斯美拉尔达。奇特的装束、超凡的舞蹈、美妙的歌声、脱俗的外表、善良的内心、自由的生活，深深触动了所有文明人的心灵。在封建制度和宗教的双重统治下，如爱斯美拉尔达那般自由的生命个体，必遭扼杀是毋庸置疑的。 　　法国著名小说家梅里美创作于1845年的中篇小说《卡门》，加之同名歌剧的演出，使得卡门这一吉普赛女性形像家喻户晓。当唐?何塞请求卡门弃恶从善一起去美洲时，不受任何约束的卡门，对何塞大喊：“继续爱你，这不可能。和你一起生活，我不愿意!” 最终死在何塞刀下，表现出选择自由的决绝态度。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发表于1892年茨冈女子娜达和本族青年罗伊可?佐巴尔彼此相爱，但对他们来说，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自由。佐巴尔为了维护自己灵魂的自由和做人的尊严而杀了娜达。娜达死前对他说：“我从来都没爱过任何一个人，罗伊可，可是我爱你。可是我仍旧爱我的自由!这自由，罗伊可，我爱它胜过爱你”。可以看出，娜达也是为精神自由而选择了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罗素说：“爱情只有当它是自由自在时，才会叶茂花繁。认为爱情是某种义务的思想只能置爱情于死地”。因此，吉普赛女性形像是作为“自由”的象征被作家所创造、读者所接受的。而吉普赛女性形像不仅是“自由”的象征，她们也是“自然”的象征。 　　吉普赛女郎伴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进入我们的视野绝非偶然。一个时代的文学追求必然表现为大致相同的美学理想，“自然”与“激情”这一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追求，由吉普赛女性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美在自然”这一自古以来的命题，它的最高形式是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自人类跨入文明时期后，这种和谐被打破了，重建和谐随之成为艺术追求的一大母题。 　　在普希金《茨冈》中，有大段景物描写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人和人的关系简单自然而纯朴，亚历克告诉真菲拉他所抛弃的生活：“有什么好惋惜?你真不知道，你真无法想象，那城市多么不自由，又多么憋气!关在围墙里，成群的人们吸不到早晨的新鲜空气，闻不到草原上春天的气息；羞于谈情说爱，还压制思想，拿自己的自由去做交易，在偶像面前顶礼膜拜。求的是金钱，求的是奴役。”亚历克回答真菲拉：城里热闹的娱乐算什么?那里没有爱，也没有欢乐。而姑娘……你没有富丽的衣装，没有珠宝，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