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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分权、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 　　　经典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具有信息优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满足地方居民的公共物品偏好，能够更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增加诸如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地方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1]。然而，从中国的分权实践上看，尽管中国式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加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2]，更被认为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制度安排。但是，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公共支出结构的系统性扭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投入那些能够在短期内促进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物品，而对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务的投入则缺乏动力，导致基础教育供给水平较低，质量下降，地区差距严重。? 　　本质而言，基础设施等“硬”性公共物品在资源属性上具有极强的地理上的“锁定”效应，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12]，外部性特征并不明显；而以基础教育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被附加在劳动力个体身上，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而流失，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毫无疑问，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发达地区广泛而持久地转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