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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地方立法权扩容后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一、我国地方立法权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立法权的发展颇为曲折，主要经历了放权-收权-放权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至1954 年《宪法》的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地方立法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其主要表现为中央和地方合理划分立法权限。在中央层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享有最高立法权，有权制定和修改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政府享有立法权，有权制定和解释法律，颁布、修改或废止政府院颁布的政令及与其他国家订立条约或协定;政务院作为中央政府的最高执行机关，有权颁布决定和命令，并且有权废除或修改与法律政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在地方层面，1950 年颁布的《省、市、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了省、市、县人民政府有权在辖区内制定暂行法令、条例或单行法规等。第二个阶段是1954 年《宪法》颁布之后至1979年《地方组织法》的出台。这一阶段主要体现我国立法体制收权的特征，1954 年《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修改宪法和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权解释法律和制定法令，从而直接导致除自治机关外，各地方享有的地方立法权均被收回。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关联。然而，单一制的国家性质、幅员辽阔而各地发展又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塑造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 　　 第三阶段是从1979 年到现在。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立法体制迅速发展的时期。有鉴于第二个阶段的立法体制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国家于1979 年开始对立法政策进行调整，通过一定程度的放权，力图解决以往存在的痼疾，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1979 年颁布的《地方组织法》重新赋予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地方立法权。1982 年新修订的《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重新确立了中央与地方分享立法权的基本立法体制。1986 年对《地方组织法》的修改，进一步规定了省会城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享有地方立法权，2000 年《立法法》又将经济特区纳入到地方立法主体，2015 年再次对《立法法》进行修改，又进一步扩大地方立法主体，明确所有设区的市有限的享有地方立法权。二、我国多年地方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多年以来，我国的地方立法为解决地方事务、推动地方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多年的立法实践过程当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形式主义严重 　　 从我国多年的地方立法实践来看，立法形式主义严重，难以保证立法质量。一方面，地方立法机关为了求稳，在固执的坚持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大量机械的复制中央立法。另一方面，地方立法机关盲目追求形式完整，在立法体例上与中央相对应，而不追求立法的实际效果。这样看似条款丰富，体系完整，但是实质性的内容少之又少。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一部地方法的出台是由领导提出、主导、拍板，片面的追求立法数量，忽视立法质量，使得地方立法成为领导政绩的附属品，这样的立法形式，不仅严重浪费立法资源，更无法保证立法质量。 　　 (二)部门利益倾向明显 　　 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大多数地方立法工作并不是由专门的地方立法机关来完成的，而是委托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作为地方立法的起草主体或者起草小组的核心成员，因此起草的地方法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门利益，从而导致出台的地方法存有很大质量问题。一方面，部门在起草地方法的过程中，往往以立法的名义，尽可能地扩大本部门的权力和利益，限制或剥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加重其义务;另一方面，划分责任时，起草的草案涉及本部门时，往往减轻本部门的责任或者直接规避本部门的责任，而如果涉及其他部门责任时，则规定的十分详细甚至加重其责任。 　　 (三)立法程序有待完善 　　 相对于中央立法程序而言，《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程序的规定较为简单，仅确立了审议和公告制度，对于其他程序问题，需要参照法律的制定过程进行，具体的规定则是由地方人大自己制定。这样的规定虽有利于发挥地方自主性，但由于可操作的空间较大，具有较强的任意性，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在立法实践中出现很多问题。首先，在立法准备阶段，大多数立法主体对这一阶段并未有足够的认识，在提出立法项目之前，缺少充分的调研和论证，难以体现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其次，在法律法规审议的过程当中，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这些充分体现民主性的公众参与形式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往往在实践中走过场最后，在行使地方立法权，制定地方法的过程当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难从根本上对立法过程进行监督。 　　 三、地方立法权扩容后面临的新问题 　　 新《立法法》实施之后，新获得立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