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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呈现的多层面、多样化的社会转型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市场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日益复杂化，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基础上，在完善和发展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如何让社会各阶层接受并相信和谐社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需要从宪政的角度来看待和谐社会背后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合法性问题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马克思韦伯和卡尔施密特在其有关宪政理论的研究中，对合法性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参考。马克思韦伯认为，世界上的统治不过三种: 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和合理型( 或法理型) 统治。 　　 但是，无论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因此，在他看来，正当性和合法性一样，其基础就是一种对规范的规则形式合乎法律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有权发布命令的那些人的权利的确信。这是对一种现存统治秩序的信仰，以及由这种信仰指导下对命令的服从。施密特沿着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内思路发展了他的合法性观点。在施密特看来，合法性是在大多数公民认为在合法的情况下，一个给定的秩序是合法的。这种言语在当时的学者看来无疑是一种同义反复，就象当年黑格尔所说的现实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一样。黑格尔这句话背后所孕育的重要意义为后人牢记，而施密特合法性背后正当性的追问已经深入到实质正当性领域，他为我们揭开了形式合法性的面纱。在他看来，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建立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合法性，是表面上东西，真正有力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则依赖于对实质正当性的追问，实质正当性是形式合法性的基础。离开了实质正当性问题，形式合法性下的社会秩序就犹如水中的浮萍，随波逐流。综上所述，他们两人都坚持形式上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实质上的正当性的基础上。 　　 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通过实施正当性来建立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命令的信任，进而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而民主和法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阶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紧密相连的。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他既不同于封建式的田园牧歌，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更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福利社会。它是民主、法制、富强和文明为前提的，是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在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实质上的正当性的有效统一。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通过支持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而不是通过选票来让共产党获得实质上的正当性，进而通过新政权颁布的法律在形式上确立合法性。而如今，在和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如何让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级人民对这种和谐社会有信心，理论上探索党的领导和谐社会建设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当务之急。我们的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要建立这样一个让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足够理由相信的和谐社会，就必须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 　　 经济上的和谐意味着社会各阶层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获取社会财富的机会和程序公正，人们的权益和权力的保障只能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实质上的正当性。2004 年《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一条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2004 年宪法修正案则进一步确认: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至此，人权保障成为了宪法的基本原则。随着这一进程，我国先后于1997 年和1998 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者已于2001 年2 月28 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生效。已经很好的表明了这一点，仅有经济上实质的正当性是不够的。政治上的和谐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有可信赖的游戏规则。这表现为经济上的改革延伸到政治上改革的不可阻挡。在1999 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0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法治成为了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法治是宪政的基本标志之一，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写进宪法，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要厉行法治实行宪政的决心。 　　 这具体表现为如何认识党的领导与宪政建设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博弈。这种博弈只有通过权利义务的形式以宪法文件固定下来，并在此基础上规范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行使。为不同政治力量解决各种争议提供了一个协商的场所与基本框架，成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