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组织异质社员间利益冲突法律平衡.doc

农村合作组织异质社员间利益冲突的法律平衡 张德峰: 内容摘要：社员异质性本质上反映的是社员利益诉求方面的差异性，在合作金融组织社员入社目的多样化以及追求盈利的背景下，异质社员间利益诉求的差异必然导致社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异质社员中的能人社员与普通社员不能以合作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损害合作金融组织的效率和内部公平。此时，法律应当通过对合作金融组织控制权的倾斜分配以激励能人社员提升效率，相应的法律制度包括股权结构和表决机制的倾斜。同时，法律需要对普通社员的权益予以侧重保护以保障合作金融组织内部的公平，相应的法律制度包括监事会保护、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社员异质性　利益冲突　效率与公平 　　一、问题的提出：无差异社员假设立法效果的现实反差 　　如果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社员具有无差异性，那么不仅社员相互之间不会发生利益侵害的现象，而且组织本身的运行也是有效率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具有无差异性入社目的--即社员均以获取信贷服务为唯一目的--的任何社员在主观上都不会产生寻求对合作组织的控制以及对其他社员利益侵害的意图，而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的无差异性也从客观上排除了任何社员控制合作组织以及侵害其他社员利益的可能。另一方面，社员入社目的、能力、素质等方面的无差异性，也能保证社员将为了共同的合作利益而均等化地努力，不存在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正是以无差异社员假设为前提所做的设计，立法者相信无差异社员能在“民主的社员控制原则”[1]和“一人一票制”表决规则下处理好内部公平问题，以实现自助互助的目的，相信无差异社员都有提升合作组织效率的激励，为了他们共同的目标--为改变生存竞争弱势地位--而均等化地努力。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事业的发展从未摆脱农民社员权益保障不充分和组织效率低下的双重困境。例如，始于1951年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信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轮番改革，现被公认沦为“伪合作社制”的商业性金融机构，[2]合作社制组织所应坚持的“民主的社员控制原则”几乎被完全抛弃。当下，农信社的民主困境集中体现在民主管理主体缺失、民主参与利益丧失和民主管理外部环境缺乏三个方面，[3]在“内部人”和部分社员的控制下，农信社广大农民社员的权益难以获得保障。又如，200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这被认为是在农信社发展遭遇困境之后农民信用合作组织的“另起炉灶”。但是，这一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形式并未带来令人满意的效果：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其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16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组建，但截至2013年6月，获银监部门批准设立的互助社才49家。农民入社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已成立的互助社普遍效率低下，经营状况不佳，[4]未入社农民对该合作金融组织形式持观望态度。 　　上述反差表明，立法的无差异社员假设根本不成立，即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社员不是无差异的个体，否则，农村合作金融实践中的农民社员权益受损和组织效率低下问题就不可能出现。事实上，社员在受教育程度、自身素质、社会关系、要素投入、入社目的、角色定位、风险承担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社员的差异性就意味着社员利益诉求的差异性，而差异的利益诉求之间会发生冲突，并且必定会影响甚至损害合作组织的效率和内部公平。因此，我国无差异社员假设立法效果的“事与愿违”就不足为怪了！ 　　既然社员的差异性可以影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效率和内部公平，并可能损害其效率和公平，那么，从社员差异性的视角寻求解决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实践中出现的农民社员权益受损和组织效率低下问题的对策就是完全必要的。基于此，笔者拟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差异社员间利益冲突的法律平衡问题进行探讨，以回答下列问题：差异社员间的利益诉求冲突是如何产生的？哪些社员间的利益诉求冲突会损害合作组织的效率和内部公平？在其损害合作组织效率和内部公平的情况下，法律应当如何平衡差异社员各方的利益，以提升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效率和保障组织内部的公平？ 　　二、异质社员间利益冲突的产生、非合作解决及其消极影响 　　在回答前面提到的问题之前，需要厘清“异质社员”的概念。对于一个群体中个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性，社会学家称之为“异质性”，它“是指人们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5]经济学家也使用“成员／社员异质性”概念来分析农业合作社社员差异性对组织效率的影响，[6]鉴于此，笔者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社员的差异性称为“社员异质性”，将具有差异性的社员称为异质社员。社员异质性本质上反映的是社员利益诉求方面的差异性，社员“异质性的根本表现在于利益诉求的差异”。[7]利益诉求的差异会导致社员之间的利益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