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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大家　民藏知音 　　石兴邦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文物考古专家，早年我在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工作期间，就对其不凡事迹有所耳闻，产生了敬仰之情，只是由于工作领域不同，因之联系和接触不多。1997年8月，我从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任上调至陕西省文史研究馆任馆长，工作性质的变化，给我创造了更多地联系和接触文史专家、学者和书画艺术家的机会，我感到很欣慰。尤其是石先生被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和担任《收藏》杂志顾问委员会成员之后，他更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文史研究馆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经毛泽东主席提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邓小平副总理直接操办，陆续在中央和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及少数省会城市建立起来的政府工作机构，它以敬老崇文、联系和团结文史界以非党知识分子为主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为宗旨。我主持陕西省文史馆工作之后，一方面为已有的工作条件和基础而高兴，另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馆员队伍结构和分布不尽合理。比如来自文博界的馆员少得可怜，这和陕西作为文物大省的实际情况不相协调。为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利用发展馆员的机会，将在陕西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及教学的著名专家学者作为选聘对象遴选出来，报请省委统战部和省人民政府研究批准，聘为馆员，并由省长亲自签发聘书。石兴邦先生就是其中第一批发展的20多位馆员中少数几位党员文博专家之一。他对党和政府所给予的这一荣誉极为珍视和自豪，在一次座谈会上，石老满怀激情地说：“作为一名新馆员，我首先要感谢省上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关怀、爱护和照顾，给我们安排了如此优越的使我们能老有所为的工作条件和环境，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贤重业的优良传统。其次，我要感谢馆长杨才玉同志，他以收藏家的睿智和视野，将我们学欲所用的人延集在一起，为大家提供了奉献一技之长的天地。我很敬佩他那以天下为己任，招贤纳士、恢弘事业的胸怀、气度和精神。”石老对党和政府聘任其为文史馆员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也感到高兴。当然他对鄙人过誉了，实不敢当。 　　石兴邦先生早年在国立中央大学边政系学习，1949年夏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后来，因着新中国的诞生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他改变了人生轨迹，又于1949年秋季考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学业未满，即于1950年随导师夏鼐先生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从此走上了新中国的文物考古领域。他曾任长江流域考古队直属队队长、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他被聘为馆员后，又担任了省文史馆文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他对馆里的工作特别热情，积极参与，出谋划策。2001年7月，我同他去呼和浩特参加西部省区文史业务工作交流会，面对内蒙古的发展变化，置身于大草原的风土人情之中，耄耋之年的他像年轻人一样活跃，又是照相，又是记笔记，又是会老朋友，忙得不亦乐乎。原来，他早年学的专业就是准备致力蒙藏工作的，但此前却无缘来内蒙古，这次文史工作会议给他提供了一次圆梦的机会，因此他极为珍惜。2002年冬，我们又到东北三省考察学习，想到百余年来东北三省屡遭侵略以至沦陷的屈辱历史，看到如今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为捍卫国防、为边关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感慨万千。 　　《收藏》杂志创刊以来，石老对刊物的成长和发展一直极为关注，特别是1999年被聘为本刊顾问之后，他更是全力支持，关怀备至。大到重要人事安排、刊物发展规划，小到选题的确定和资料照片的提供，他都积极参与，帮助策划。他指导了《收藏》杂志在西安先后举行的四次全国性民间收藏理论研讨会，保证了会议的成功；他支持《收藏》杂志开办以地域和专题为特色的专号，比如本刊2003年为声援伊拉克人民、呼唤保护两河文明，特刊行了“失落的伊拉克文明”专号，石老不但给予具体指导，提供组稿线索，还拿出他参加国际会议时获得的中东历史珍贵图册，解决了本专号的图版之需。2004年10月，为筹办本刊策划的清三代文玩专号，石老随同刊社人员亲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向两院(馆)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介绍本刊的组稿意图，请他们写稿支持，保证了“清康雍乾文玩专号”的成功刊行。还值得称赞的是，石老不顾年事已高，利用自己丰富的文物考古知识和阅历，多次为本刊撰稿，如2003年第2期刊登的《国外三座古王陵》，2004年第10、12期连载的《古代埃及国王图坦哈蒙墓葬的发掘及出土的珍宝文物》等。这些文章资料翔实，论说有力，深入浅出，受到读者的欢迎。 　　石老对《收藏》杂志关爱有加，源于他对民间收藏的深刻感悟。由于种种原因，文博界有少数人常对民间收藏怀有偏见，认为民间收藏是在挖国家收藏的墙脚，抢文博工作者的风光。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石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多次表示，民间收藏是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其在普及文物知识、提高全民族保护文物的意识方面，发挥着国家收藏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作为国家文物工作者，应该满腔热忱地支持民间收藏，帮助和引导民间收藏健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