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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日的辉煌（二） 　　花鼓戏《阿弥石》――翻弄与玩味一张发黄的“老照片” 　　 　　1999年5月，就在《水下村庄》、《马陵道》紧锣密鼓地排练，争取参加文化部向建国50大庆献礼演出活动的同时，陈健秋又完成了花鼓戏《阿弥石》剧本的写作(发表于《艺海》1999年第4期)。原来，早在1998年初的全省戏剧创作题材交流会上，他就预报了这个题材与构思，本来拟作话剧写，并纳入了省文化厅1998年创作规划。以后被湖南省花鼓戏剧院领导知道了，则力邀他写成花鼓戏；而他心中正好也想尝试一下花鼓戏的编剧“滋味”，就这样两厢情愿，一拍即合。《阿弥石》剧本出来之后，几经讨论修改，终于搬上了花鼓戏舞台，并参加2000年全省第三届新剧(节)目汇演，获得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赞赏。由于二度创作的精雕细刻，整个演出给人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感觉。它的成功开拓了花鼓戏的艺术表现领域，说明了作为地方小戏剧种的湖南花鼓戏，不仅擅长喜剧风格和反映现代农村生活，而且也能反映深沉、雅致、凝重的题材。 　　需要指出的是，《阿弥石》毕竟是陈健秋在湖南戏剧舞台上演出的最后一个戏曲作品，因而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意义。它完全是陈健秋自我酝酿、自主确定题材因而也是自然流露内心世界的作品，这时已经67岁的他，像许多老人一样，更多超越了现世的得失，心理的天平更倾向于对昔日兴衰年华的反思和评判，他们往往陷入对远去的历史的深情回顾，留恋和思念那些已经消逝的人和事，表现出一种深重的怀旧情结。《阿弥石》也许就是在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下问世的。剧作的时代和环境放在20世纪40年代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上，但是这里的“江南”绝对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江苏南部，应该是也算长江以南的湘北湖区乡镇，也许，故事就发生在陈健秋的家乡湘阴县域内，剧中所表现的人和生活都是地地道道的那个时代的湖南人和湖湘生活。也许，剧中许多人物的原型还是来自他身边所熟悉的人，比如他的亲友、同学或邻居，多多少少保留着他们当年生活的印痕。 　　《阿弥石》剧情大致如下：平静的江南某小镇终于热闹起来，做人本分的常四先生在阿弥石前的湖水中自溺而死。他的儿子常芬从上海回来奔丧，人们看到他带着沉重的箱子，猜测内装许多钱财。其实他是厌倦了城市浮华生活，潦倒不堪回到小镇。在这儿，他曾救起了喜欢玩水差点淹死的孩子，受到大家给予“英雄”般的感谢：但他教孩子们游泳却又遭到家长狗血喷头的谩骂。在寂寞中他与杂货铺老板的女儿、小学老师傅宜男从相识到相知、相爱，这受到一心想当杂货铺老板的女婿、现在的伙计许有庚的嫉恨。他与傅宜男夜晚在湖中的“天浴”更被愚昧的小镇居民视为“异端”而尽情耻笑。常四婶为了把儿子从“爱’隋”的美梦中唤醒，不得不将常四先生的真实死因告诉常芬。原来常四先生早年另有所爱，双方有情却终不能结合，心中一直难以忘怀，最近知道女方已移居南美，越觉失落与痛苦，遂走此绝路。常芬为了不再重复父亲的悲剧命运，终于忍痛拒绝了傅宜男欲与他一起“私奔”的要求，孤身离开小镇，重新回到上海他过去的生活中。 　　《阿弥石》具有很高的审美品格和很深的文化内涵。这儿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熟悉的是因为这个小镇的生活，小镇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方式，在旧中国、在过去的时代里，实在到处如是；“陌生”的是这些历历景象，今天却早已远离我们现实而去，只是还保留在一些老人的记忆深处。现在陈健秋又把它们像发黄的“老照片”一样翻弄出来，让我们品尝和玩味。它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是那么自然真实，栩栩如生，颇能勾起我们对往昔酸甜岁月的无穷追思和对生命过眼烟云般的深切感叹。在《阿弥石》中，大量生动的富有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的细节、语言、场面，使我们倍感真实和亲切。作为一位老剧作家，他从那个时代而来，具有熟悉那个时代的生活优势，因此，这些惟妙惟肖、文化含量丰富的细节，简直是信手拈来，在剧中比比皆是。例如雨天的“木屐”、年轻人头上抹“生发油”、看“西洋景”、儿童到塘里“打浮囚”、学校里音乐课伴奏用的“风琴”、妇女穿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平常人家习惯于零散地“打酱油”、购物可以欠钱“记帐”、“典当”、贫家妇女的“绣花”谋生、小孩“红线系耳”防下水、泼妇吵架的“泼粪”等等，以及在闭塞的小镇上往往形成以小杂货店为“新闻中心”，传播各种奇闻怪事的习俗。特别是剧中人物的心态与语言，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阿弥石》真正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四十年代中国南方的乡镇日常生活和民俗风情的生动图画。 　　剧中的主人公常芬奔丧回乡，本想借此躲避现代都市的喧嚣和险恶，寻找一隅平静的避风港，谁知感受到的却是更多的寂寞、无聊和烦恼。该剧生动而又真实地启示我们，在那风雨飘摇的黯淡年代，历史前进的脚步是何等的沉重而艰难，主人公的孤独感、剧情的苦涩、结局的不如人意，折射出那个时代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