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早期作品中的“疯人”形象.docVIP

夏目漱石早期作品中的“疯人”形象 　　夏目漱石在早期的创作中，竭尽批判、讽刺之能事，展开对社会，对国民性的全面批判。他通过另类人物群像的塑造来讽喻窒息个性，压迫人性的病态社会，其中，“疯人”艺术形象的塑造不仅彰显出作家高超的创作水准，同时，这些略显疯癫的人物形象显现出了强烈的自我色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日本近代的社会先觉者。 　　 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说“特定的个人经常提供一个反讽的透视角度，由此烛照其他人物的被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对于相沿成习的有关生活的假定进行了一种系统的潜在的损毁和非神圣化，一种还圣为俗的‘解码’”。《我是猫》、《哥儿》和《旅宿》中都出现的“疯子”形象正是这样的解码，为透视文本提供了一个反讽的视角，也被作者用来针砭当时的明治社会，从而也就具有了某种颠覆意义。此间的“疯人”形象是指那些被“窒息时代”所迫，不为世俗所容，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有悖于主流社会的人。他们有自己坚定的生存原则，与畸形文明和不合理社会构成尖锐冲突，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疯癫”言行。 　　 在《我是猫》中，几个读书人或嬉笑怒骂，或插科打诨，或诙谐有趣、或幽默滑稽，他们与世不合的 “奇谈怪论”都显示出脱离社会风潮的“疯癫”气质来。无怪乎，当听到弥亭说 “托了独仙的富”，他的两个徒弟一个发了疯，另一个也“被收容到巢鸭的疯人院里去了”，苦沙弥就左右思索，既然杉杨独仙“所倡导的学说都是非常识的”，是“多少属于疯癫系统的”，他的徒弟“马尚岛梅”住在疯人院里，那么 ，“我一读他的文章，就觉得惊叹非常，认为他一定是一个有大见识的伟人，谁知道竟是一个地道的疯子” ，自己既然感服疯人的学说，“恐怕自己也是和疯人很相近的东西吧。”苦沙弥猛然意识到，“说不定自己早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疯狂病患者了。只怕因为幸而还没有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所以还没有被驱逐，仍旧住在街道上面，?`然作为一个东京市民罢了。”他用这种思维思考开来，出场人物逐个都被他打上了“疯子”的标签。不但这些，金田的老婆、金田甚至于落云馆的那些学生们，他们也都属于同类。那么在他看来，“说不定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疯子的集团。疯子相聚，相争、相吵、相骂、相夺、相闹；所谓社会，就是这些疯子的集合体，疯子们在这个集合体上就像许多细胞在一个生物的身体上一样，浮沉起伏，起伏浮沉，生生灭灭，灭灭生生。也许其中有些比较明白道理，分清黑白的分子，因为反而成了障碍，所以设立疯人院，强制把他们收容进去了吧。这样说起来，被关在疯人院里的倒是普通人，在场外捣乱的倒是疯子了。也许是疯子孤立的时候，一举一动就都成了疯子，待疯子集结起来，成了一个集团，有了势力，就又化作毫无毛病的健全的人了……究竟什么是什么，也搞不清了。”虽然苦沙弥的结论在“猫”看来“缥缈得没有法子捉摸”，但畸形的社会和病态的人性却无疑通过这么一段话透漏了出来。 　　 在那个集体疯狂的时代里，他们的疯癫比起最受尊敬但也是虚伪做作的人更显可贵。这些知识分子正由于成了作者激烈反讽社会的工具，从而也有了令人赞赏，令人回味的一面。因为社会是荒谬的，顺从社会的人成为违背人性，没有自我立场的人，充当了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的附庸，他们丧失了自我，成为失去正直品格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是疯癫的。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说“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而像苦沙弥、迷亭和寒月等这些人在社会的压抑逼迫之下，虽然也只能做些无聊的言谈和徒劳的举止，整天沉湎于无意义的生活，因固执于自我的坚持而成为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的“疯人”。但也正因为他们不认同那个荒谬的社会，不随之浮浮沉沉，不做金钱的奴隶，不做资本家的应声虫，不与浑浊不堪的社会同流，所以，他们是清醒的。因为荒谬的社会现实，他们成为世俗意义上的“疯人”，也因为荒谬的社会现实，他们成为能辩黑白的清醒的人，这使他们称为“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这些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反映出作者对当时明治社会的深刻的本质理解。 　　 此外，在《哥儿》中，漱石运用机智、幽默的语言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个耿直、憨厚、豪爽、正义的哥儿形象。他那堂吉诃德式的言行，与黑暗势力搏斗的果敢精神，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作品一开始，哥儿就自叙他的莽撞行为，表现出哥儿鲁莽和率真的一面，同时展现了他不随世俗的我行我素的天然风度。但哥儿也被世俗的眼光认为是“神经异常”的人：红衬衫要给他加薪，他义不容辞地拒绝了；本没有提出辞呈的必要，但他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辞呈，红衬衫就说“那小子一定是神经异常”。作者通过哥儿的口说出这么一段话：“细想起来，世上大多数人都在鼓励干坏事。他们认为，在社会上不干坏事就无法获得成功。有时见到一些刚正而纯粹的人，就管人家叫‘哥儿’或‘小子’，百般刁难，态度轻蔑。……在现今社会中，单纯和直率反遭嘲笑，真叫人没办法呀。”由此，明治社会的扭曲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