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Ｃｈａｎｓｏｎ，几许悲情.docVIP

一段Ｃｈａｎｓｏｎ，几许悲情 　　《悲情城市》以台湾光复和“二?二八”事件为背景，讲述台湾一个原住民家族的兴衰沉落，具体入微地记录下了在白色恐怖下台湾人当时的时代生活层面以及摆脱日本统治成为真正“台湾”的坎坷，一如本片开始林文雄的老婆在黑暗中分娩的阵痛。 　　《悲情城市》开篇无声的黑底白字，竖排字幕自左而右叠加于画面，交代了影片发生的历史背景，重彩浓墨般的史诗厚重感定下了全片的基调：普通人的命运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犹如海上的一叶舟，随波此起彼落，淹没于巨浪之下。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基隆有一家族――林家有小孩出生，取名“林光明”，借此表达出对台湾光复就快过上好日子的盼望之情。不想这个名字却是一个反讽，加重了影片的悲剧性。林家四子，老大林文雄继承了家业，主持家务，后在赌场与黑道发生冲突，死于上海人枪下；老二被征调南洋当军医，一去不返；老三林文良被征军上海当翻译，回岛后勾结黑道贩毒，后被陷害入狱，惨遭毒打，解救出来已精神失常；老四文清，八岁时从树上跌落，摔成了聋哑，在镇上开了间照相馆维持生计，与进步青年宽容是好朋友，“二?二八”事件后，为帮助宽容等被逮捕。林家历经波折也由人丁兴旺衰败下来，影片最后一个长镜头透过客厅门定格于饭桌：家里只剩下老人、女人和小孩苟活。静默地看着，“无声地凋零成历史的隐痛”。 　　侯孝贤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自继《童年往事》以来讲述的成长故事，而开始了历史悲情时期创作，以《悲情城市》开篇。在影片中，侯孝贤将台湾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映射于银幕之上，重新呈现这段混乱不堪的历史局面，但他并非将这一事件直接显现于画面，而是用诗意的镜头，巧妙的叙事安排，淡然的态度娓娓映射抨击。这似乎不是关乎历史的叙述，却把悲植进历史的土壤中，用固定的长镜头记录下它缓慢地生根发芽――悲不是汹涌而至，它一点一点侵蚀进内心深处，痛得更为深刻。直面鲜血淋漓的历史，如何疏解悲剧的汹涌，这正是本文讨论的《悲情城市》的多重多层次的叙事结构策略。 　　 　　复调是诗性，而非技巧 　　 　　《悲情城市》中语言丰富混杂交织着闽南语、粤语、闽南语、上海话、国语、日语以及无声的文字。声音作为电影艺术形式的一部分，和影像画面一样，冲击着人的感官神经。片中的多杂的语言形式构成了本片的多个叙事人物，多重叙事结构，人物的芜杂再现了这一历史背景下的混乱动荡的局面。叙事者将这多重声音谱展成一曲深沉哀婉的chanson。 　　Chanson，指的是流行于法国十五六世纪的复调歌曲，即多个声音，包含了几个同时发音的人声或器乐声相结合构成的歌曲。在影片中，各种声音交杂在一起同时叙说着台湾人民在光复后的悲惨命运，乍一听混乱犹如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动乱，仔细听会发现每个声音都叙说着同一个历史环境中的悲戚的遭遇：成功塑造的典型台湾本省人林老大文雄，被当作汉奸通缉，用乡语愤愤发泄：“法律他们在设，随在他们翻起翻落，咱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子什么日本人，一下子什么中国人。众人欺，众人骑，没人疼。”后在赌场欲为手下讨公道，一声枪响，大睁双眼倒地死去；说着国语的进步青年吴宽容们怀揣对祖国的渴望：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念无想；当我已死，我的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迎来他们的却是血腥的屠杀；文清和宽美在片中被政治边缘化，他们用纸条文字进行交流，虽然他们也被这条历史长河冲击着，却似乎远离尘嚣，哪怕片末文清被捕，他也坚持为客人拍完照；文清被捕后，宽美提笔写信也只是寥寥几字告知家人：“这几天心情才有些平顺……”动荡时局下各人物命运串在叙事的复调结构中以铺展成一曲生命交响曲的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继巴赫金把“复调理论”移植到小说创作中，米兰?昆德拉更是强调“没有一个声部可以占主导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只起简单的陪衬作用。”影片中林家老大、老三、老四以及进步青年宽容们在岛上都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经历着同时局下的“悲情”，但他们又同在一个屋檐下，命运又相互交缠，支离纠结构成片中的多线叙事，而各线索缺一不可，相互阐明，相互解释，审视的是同一个主题，同一种探询。影片中侯孝贤用复调式的镜头探询着“二?二八”后的各命运，形成了史诗般的作品，真使得《悲情城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激烈抗争的流血；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而是片头一开始就氤氲在油灯下分娩的黑房间里的一种悲情。在这狭小压抑的空间里，悲剧绵绵的长镜头纷至沓来，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时代背景下“身世浮沉雨打萍”。流光转换间，沉积下来，成为历史不可愈合的隐痛――如空镜头中看似平静的青瓦房顶的村庄，静默的远山、大海，却远远传来枪声、哭声、吼叫声――这样的历史创伤一碰就呼疼，不能哭不能悲不能哀不能怒，只有在“引而不发”的固定长镜头下用复调的叙事结构来淡化这座城市的悲情，也诠释人们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