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人物的出场看“新文学开山”的精妙技艺精选.doc

从《故乡》人物的出场看“新文学开山”的精妙技艺 从《故乡》人物的出场看“新文学开山”的精妙技艺 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新青年》上发表。接着《孔乙己》、《药》、《风波》、《故乡》也陆续在该刊刊出。（《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便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造成巨大的反响：当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非常重视，及时加以赞扬。陈独秀赞扬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李大钊也说：“鲁迅先生是我们《新青年》中最谦虚、最热忱的成员。我们见面不多，但他和我们却很能默契。”李大钊同志还要求他的子女一定要好好阅读《呐喊》，因为“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陈漱渝《鲁迅评传》57页） 鲁迅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中，这样写道：“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后来，在《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又回忆道：“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是一致的。”“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像鲁迅这样的写作动机，创作倾向，若按当今某些趋时的，沉迷执板的人的眼光，会被看成是什么“看重”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接收体制的收编”；（引自孔庆东《正说鲁迅》3页）甚至还会加上什么“政策文学”，“指令文学”等等贬损的名称。但要知道，鲁迅“遵奉”“将令”，是有一个根本的大前提的，那就是“前驱”“主将”们的主张，与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强民救国的人生信条和理想、愿望是一致的。 对于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学术文化问题，鲁迅总是慎重考虑，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无原则地随同他人的。且看，胡适也是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在《新青年》同样由于发表一些政治观点，是军阀政府产生忌恨之时，他便建议《新青年》编辑部公开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从此不谈政治。这一主张，便立即受到鲁迅的反对。鲁迅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致信胡适说：“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鲁迅书信集》）接着，在“整理国故”、“青年必读书”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鲁迅都与胡适的观点和态度针锋相对。 关于《故乡》主题、立意的构想，毫无疑问，是与当时的“社会状态”密切关联的。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一无所有”的“奴隶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一思潮影响到了中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为庆祝中国参战胜利，北京各大中学校放假三天。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便组织大学教员借天安门的露天讲台，向民众演讲。在十五日上午的演讲会上，蔡元培亲自作了《劳工神圣》为题的讲话。他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凡是用自己劳力作成有益于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张晓唯《蔡元培传》63页）一九一九年5月《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由李大钊主编，刊布了李大钊撰写的两篇专论：《布尔什唯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鲁迅在这一期《新青年》上也发表了小说《药》。对于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农民的生活，鲁迅从小就很熟悉，对于他们的苦难，向来深为了解和同情。一九三三年瞿秋白撰写的，经鲁迅过目，得到首肯和赞许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曾这样写道：“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于是，在世界进步思潮，国内意识主流的影响下，鲁迅“一发不可收”地接连创作了《狂人日记》、《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系列小说，可以说这些小说是时代的产物，是适合适宜的著作，是鲁迅与“革命前驱”的“主将”们“默契”配合的出色成果。 一九三八年蔡元培先生为《鲁迅全集》所作的“序”中，明确认定鲁迅为“新文学开山”；他还这样赞扬说：鲁迅“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地写出来，这是何等的天才！又是何等的学力！” 《故乡》作为“新文学开山”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之后，历久不衰地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喜爱，反响热烈，达到了有口皆碑的程度；国内各级学校编撰的《语文》教材，历来都将之选录。有一法国作家认为，“像《故乡》这样的短篇小说，可以给世界上所有进步作家作为典范。”（陈根生《鲁迅名篇问世以后》76页）的确，这篇小说杰作在选材构思、情节提炼、结构布局、人物配备，以及多种艺术手法、修辞方法的运用上，都达到了高超的程度。 读《故乡》，对作品所运用的艺术手法进行探讨时，我们首先应关注到，小说选取生活题材方面的有所侧重。可以拿鲁迅的其他小说来作比照：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等篇，都是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