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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ALYs需要注意的问题及DALE的出现 ——《Is there a meaningful definition of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读后感 汪曦　10211020074 不可否认，在描述人群健康水平和计算寿命年的货币价值时，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是一个比较好的综合性指标，可以全面考虑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各方面，把生命质量和生命数量相结合，进行疾病社会负担研究和成本效用分析。 在DALYs的计算中引入的贴现率、年龄权重和失能等级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分析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剩余期望寿命的净现货币价值计算。但它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笔者认为，使用DALYs进行评价人群健康水平时，在不考虑具体梳理运算的前提下，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１．数据获取 DALYs的计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完整的人口学资料和流行病学资料，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难以获取。 ２．权重设定 DALYs的计算中，许多重要指标的失能权重是由专家人为制定的，但各个国家和地区对疾病诊断标准的掌握存在差异，专家组成不同，水平参差不齐，对不同患者及其表现的判断不同，给出的失能权重值也会有差异，计算DALYs值也有所不同，降低了疾病负担的可比性。 ３．间接负担 DALYs仍不能反映患者能力丧失的全部情况。它没有考虑残疾对个人健康满意度、心理状态和痛苦程度等的影响，也没有涉及伤残对家庭、朋友和社会所造成的负担，对疾病所致社会负担考虑不足，因此仍旧不够全面。 ４．年轻权重 DALYs的设计中的年龄权重考虑了不同年龄对DALYs的影响，但应用的是发达国家的标准，因此会过高估计寿命损失的年数，可能导致疾病负担结果偏重。年龄权重规定了不同年龄对DALYs的不同影响，也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生命价值赋予不同年龄权重，中青年重，儿童和老年轻，然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家政策和社会福利更倾向于儿童和老人，故DALYs中的年龄权重设计与实际情况不能完全相符。在我国，经相关专家咨询和调查结果，中年人（40岁左右）的社会责任最大，创造财富最多，此时生命的经济价值也就最高。 ５．人年计算 一个简单的问题，在DALYs计算时，认为1O个人每人丧失1年健康寿命与1个人丧失1O年健康寿命是等同的，这显然也是不恰当的。从40到42岁与从65到67岁，都是差距2年，而其效应并不应该完全相同。 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中，采用了伤残调整期望寿命（DALE）作为描述人群健康水平的综合指标，并对其191个成员国的DALE进行了排序。DALE的计算依赖于寿命表，是一个综合考虑死亡和伤残的人群健康综合评价指标，因此能够更为准确地进行不同人群健康水平的比较，对同一人群的不同时期健康水平进行比较，了解并量化人群中总体健康的不平等性。WHO为测算DALE提出了HOPIT模型（Hierarchical Ordered Probit Model）加强了自报健康调查资料的人群间可比较性，具有较好的可应用性，在实际运用中需要酌情选择。 笔者现为环境卫生学教研室学生，本科专业为卫生事业管理，故会关注环境污染的社会经济学效应。在进行环境健康评价时，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是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即通过询问对象为避免一定的环境污染相关发病和（或）死亡风险而愿意支付多少货币，来评价某一健康终点的经济学价值。但研究者通常将国外的研究结果直接转换为我国居民的健康终点价值，由于国内外社会模式、健康保险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仍有可能出现不合理的评价结果。DALYs是对早逝损失的寿命年和失能状态下存活的寿命年以年龄权重和时间贴现作加权调整后的综合计算，可以把所有环境污染相关的健康效应归结于一个整体，且与居民的收入水平无关。所以用DALYs比较不同环境污染物的人群健康效应、地区或城市间的大气污染严重程度，以及不同污染治理措施的成本-效益等，效果较好。 参考文献: [1] 翟金国,赵靖平.疾病负担综合性指标DALYs及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J].医学与哲学.2008,29(6):64-66 [2] 刘宝,胡善联,江芹等.上海部分地区成年人伤残调整期望寿命的测算[J].中国卫生统计.2002,19(5):270-272 [3] 刘宝,胡善联.伤残调整期望寿命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01,20(7):34-35 [4] 周尚成,蔡乐,万崇华等.DALYs公式中年龄权数的探讨[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22):4292-4294 [5] 陈仁杰,陈秉衡,阚海东.应用伤残调整寿命年评价我国城市大气颗粒物污染的人群健康效应[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0,44(2):140-143 [6] Johansson P O. Is there a mea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