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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往事纪念DNA双螺旋模型 　　50多年前，沃森和克里克共同提出了日后被追认为分子生物学诞生标志的DNA双螺旋模型，并于1962年与维尔金斯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1953年，25岁的詹姆斯#8226;沃森和这个年龄的其他小伙子一样，一边憧憬着事业，一边寻找着爱情。沃森博士身体瘦弱，连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而且还是平足。可博士毕竟是博士，就在这一年的2月，沃森与弗朗西斯#8226;克里克提出了日后被追认为分子生物学诞生标志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身为9年后的诺贝尔奖得主，沃森清楚地知道，他的名字将被写进科学史，所以在谈情说爱方面也悄悄地抬高了枪口。半个世纪之后，年逾古稀的沃森在他的回忆录《基因#8226;女郎#8226;伽莫夫》中不无得意地写道：“对我来说，正确的方针应当是找一个漂亮的网球队员，不管是金发碧眼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我认为完全可以找到合乎我的新名望的女朋友。” 　　那一年，沃森25岁，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今天，沃森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全世界都在纪念他和克里克50多年前的发现。 　　“两英里外的法尔茅斯有一家汽车电影院，但我始终无法说服隔壁实验室上无脊椎动物学课程的那位娇小的金发美女和我一起去。”基因、女郎，作为分子生物学的开创者，沃森的名字已经和基因捆绑在一起。而作为一位精力旺盛、事业初成的年轻人，爱情也是不可或缺的。基因与女郎像两条紧紧缠绕的双螺旋，难分难解。但见科学与情色齐飞，理性与花心共绕，让这部科学家的回忆录不时冒出香艳之气。以致物理学家彼得#8226;鲍林建议，每个咖啡桌和发型师都应配备此书，供那些等待烫头的女士消遣。沃森不仅认真地、细致地记述了他的科学活动，也不厌其烦地、恋恋不舍地回忆了他不断寻找、邂逅和追逐的青年女性。倘若退回到几十年前，沃森的老言无忌必定会引来很多不得不说的故事。即使现在，也为当年的同伴所申斥。彼得甚至说：“这本书并不可靠。”彼得一方面说书中的某些人物是“受害者”，又说，“作为受害者们并未指定的代表，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或者至少宽容我和吉姆(沃森的爱称)。”那是因为，沃森描写的彼得欠下了更多的风流债。 　　我很高兴有机会与两个“循规蹈矩”的瓦萨学院的女孩子在甲板上喝肉汤。她们刚从爱丁堡大学回来。我没有说明我是谁，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我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发现。 　　回忆从1953年4月开始，此前的事情沃森写到了另一部书中，早在1968年便已出版，名为《双螺旋》，所以本书的副题便叫做“双螺旋之后”。此时，将为沃森带来毕生荣誉的工作已在两个月前完成，在英国剑桥的学业也到了尾声，他将回到美国，开始他年年向上的科学历程。从一个职位到另一个职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每到一处，他都像蜜蜂寻花一般捕捉美女靓妹的身影，甚至把漂亮女性的密度也作为选择工作的参数。“1953年9月召开的蛋白质结构会议结束之前，我对这里已经充满恐惧。我不会开车，也没有车，完全被束缚在女孩稀缺的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内”。毫无疑问，只有蛋白质是不够的，还要有蛋白质女郎。在基因和女郎之间，我们难以区分哪一个对沃森有更大的吸引力。不过于沃森而言，两者并不矛盾，而且能相互促进。比如沃森会有意无意地向新结识的女性炫耀他即将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抬高自己的形象。据说现在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如果能在《自然》杂志上发一篇文章，马上就会被评上博导，如果他还不是的话。 　　如其所料，我们的主角很快就遭遇了爱情，他的目标是上一辈著名生物学家恩斯特#8226;迈尔的女儿。“现在我发现自己更盼望见到聪明伶俐、长着褐色头发、芳龄十七的克丽斯塔。”这时，克丽斯塔刚刚收到了斯沃思莫尔学院的录取通知，有着蓬勃的青春和灿烂的前景。 　　在飞回英国的前夜，我与克丽斯塔再次相约。我不再为与她的关系发生改变而尴尬。舞会结束后，克丽斯塔和我沿着班成路散步，一直走到沙滩。我们并肩坐在温暖的沙滩上，回忆着以前共度的夏日时光。我越来越想抚摸她，但害怕遭到拒绝。在返回实验室的路上，我甚至没有牵她的手。那一刻，太阳刚刚升起。 　　基因的思想早在19世纪就已经有了。中国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什么决定了一粒大豆会发出豆芽，长成豆苗，最后开花结豆？按照还原论的思路，在大豆以及其他种子之中必定存在着某种决定遗传的特殊物质，甚至，物种的每一种性状(比如花朵的颜色)都对应着遗传物质中的某一个特殊部分，那个部分就叫做基因。修道士孟德尔曾用豌豆做过大量实验，证明了基因的存在。基因曾经被认为存在于蛋白质之中，后来被认定存在于一种叫做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物质之中。基因是DNA的片段。 　　沃森和克里克的决定性贡献在于，他们弄清了DNA的结构――两根相互缠绕的双螺旋，并在此后找到了DNA自我复制的生化机制。从而使遗传学进入到分子水平。DNA螺旋是由大量碱基对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