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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世纪美学发展与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关系 　　中国现代美学在20世纪前半期本着强国慧民的思想，吸收西方美学思想，开始逐渐发展，可是其发展被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完全中断，苏联美学取代了西方美学，现代美学思想成果被清除，回归到苏联式的古典美学形态中。这场大讨论的发生与发展伴随着强烈的政治因素，并对20世纪后半期的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集中体现在美学研究的依附性和审美精神的缺失上。 　　一、跷跷板上的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之路 　　中国现代美学可以大致分成两套学说：一套是以体悟玩味和整体观照为特征的中国古典美学，另一套是以西方哲学的具体分析和逻辑推理为特征的中国现代美学。这些美学产生的内在动机包含强烈的民族自强自尊性的强国慧民的民族精神，在反抗外在压力、寻求自强时，便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最终有强烈的民族性，是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仅仅模仿西方成果的，中国文人具有五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大国傲骨。 　　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在外在压力强盛时，国内美学主流研究方向纷纷把目光抛向西方研究成果以求新生――甚至不惜囫囵吞枣以求革新；在外在压力减弱时，国内美学主流研究方向又纷纷回过头来寻找民族个性，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就像有一座许多人走来走去的大型跷跷板，左右两端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美学，外在压力强盛时大家主流靠右，有站在端点全部模仿接纳国外美学的、有站得稍微靠左融合一点中国传统审美的、有站在中间两方面结合来研究的、也有少数人的学问更接近中国传统文化。反之亦然，当国力强盛，这座跷跷板过分偏右时，人们总会有民族文化遗失危机感，学术研究方向自然也走向左边，恰如近期有大批疾呼国学丧失的声音，又如季羡林先生关于“美学的根本转型”的倡导。 　　上面是从20世纪初中国美学萌芽伊始就决定的大趋势，而这种跷跷板式的发展趋势却又因?檎?治因素多了一层特殊性或作用力。如上文所讲，中国现代美学的发轫，内在动机是强国慧民，这就扰乱了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单纯性，支撑中国现代美学研究现状的这个跷跷板的基点就成为政治和国情，兼得中国传统文人“无不欲兼为政治家”的思想传统，导致政治因素可以同样走上这座跷跷板并扮演了磁石一般的角色。 　　中国现代独立研究的美学，发轫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并于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完成转型，随着80年代再一次的美学热，90年代以后多元化美学的发展，中国现代美学研究才有了初步的轮廓。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力一直潜移默化地干扰整个学术的进程，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愈演愈烈，已然公开左右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是非标准。学术研究被其推上了一条非苏联非马克思不可的道路，这就中断了之前国内部分学者对西方一些强调审美主体的美学理论研究，强制性地把美学讨论范畴划分到唯物主义世界观之下进行，特别是朱光潜先生的自我批评以后，国内美学界更是一片谈唯心变色的景象，美学四大派也都是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帜瑟缩地进行“讨论”。但是作为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美学大讨论，它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即使是80年代历史理论性的美学本质论主流也是对大讨论中唯物认识论的美学本质论主流的反思或坚持。及至9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这座跷跷板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方向，它的发轫动因决定了它必将回溯到中国古典美学中，寻求生命的本源和民族性的本源，而五六十年代乃至，80年代美学研究由于政治因素过分强调唯物主流观，90年代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行也被重重地反弹回来，这两个因素共同构成了90年代以来主要针对实践美学异军突起的三个美学现象，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超越美学的兴起、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和中国美学“中国化”的强烈要求。总体而言，中国美学过去百年发展历程中，成绩、失误与局限并存，对存在的问题需要当代不断加以弥补和纠正，并查找瓶颈，寻求突破口，推进美学有实质性进展。而寻找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失误所在，应当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加以追溯。 　　二、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发生及其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动的这场美学大讨论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朱光潜先生于1956年6月写了一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并发表于当年《文艺报》第12号上，文中针对其建国前出版的美学代表论著《谈美》《文艺心理学》中涉及的所谓唯心主义思想展开了自我批判。而《文艺报》方面对于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非常重视，并特意加有编者按语，其中指出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其批判文章表明了其能够抛弃旧有观点并获取新观点，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同时，《文艺报》明确此后会陆续刊发美学方面讨论文章等。在朱光潜发表此文以后，《人民日报》《新建设》《哲学研究》等重要报刊也先后有许多相关文章发表，均都以批判朱光潜先生的唯心主义美学为主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美学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