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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诗”突围而来的现实主义 　　摘要：闻一多早期因不满中国新诗坛的混乱和无形式感，在西方纯诗观念的影响下倡导艺术的纯形。后期他则随时代变化逐渐远离了纯诗，转而强调诗歌的社会性，其诗学思想的现实主义色彩开始凸显，并呈现为开放多元的状态，即形式与思想并重，哲理与情感共存，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因素兼融。闻一多后期诗学并非前期诗学的彻底否定和摒弃，而是闻一多生命诗学的内在调整和发展，其前期诗学或隐或显的功利色彩、现实关怀、多元意识等特征在后期诗学中渐趋突出。闻一多后期诗学与时代精神取向一致，又融合了其前期诗学，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关键词：闻一多；后期诗学；纯诗；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04-0088-07 　　闻一多早年痛惜中国新诗民众艺术的畸形，在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中国传统律诗的影响下提倡艺术至上，追求纯形，倡导新格律诗。随着时代变化和思考的深入，他对纯诗的追求逐渐让位于思考诗歌的现实功能。1933年《〈烙印〉序》的发表，标志着他从“为诗而诗”向为社会和人民进行诗歌创作转变。在《诗与批评》中，他系统提出要重视诗歌的社会价值，要求诗人从个人走向社会，从小我转向大我。到《五四与中国新文艺》，他进一步强调诗歌只有为群众服务才能保持健康，富有生命力。不仅如此，后期闻一多还提出弹性说和“非诗化”观点，认为诗歌可以有无限包容的内容和形式，新诗的发展要少像诗或者不像诗。闻一多的这些主张打破了“纯诗”的观念，体现了闻一多诗学探索中的时代性和创新意识，是其诗学思想在新时代不断拓展变化的表现。但必须注意，闻一多后期这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诗学并不是对其前期“纯形”诗学的完全否定，而是由前期诗学发展而来。经过自我调整与拓展，闻一多前期诗学中或隐或显的功利观念、现实关怀、多元意识得以延续，并被赋予新的内容，与他新的诗学观点结合在一起，彰显了闻一多后期诗学的独特魅力。 　　一、从“效率论”到“价值论”――兼顾诗性美的功利性 　　1944年9月1日，闻一多在《火之源文艺丛刊》上发表《诗与批评》，提出了诗歌批评的两种态度：价值论和效率论。他认为，价值论者看重诗的社会效果，反对“为诗而诗”，效率论者则沉迷于诗歌的文字与技巧。闻一多主张将价值论与效率论结合起来，在效率论盛行的时代要重视诗歌的价值论。这个价值论已不再是“为诗而诗”这一“不负责的宣传”，而是为社会服务的“负责的宣传”，他说：“诗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价值是重要的，我们要诗成为负责的宣传”。 　　闻一多看重诗歌的社会价值，以诗歌为服务社会的工具这一观点并非在40年代才有，在其早期诗学中，便已有所表现。闻一多早期的文艺思想整体呈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但其具体表现却复杂而多元，清华文学社成立前的闻一多更为注重艺术的社会性与功利性。在《出版物的封面》一文中，他提出封面要讲究艺术但不能违背实利。在《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中，他又说：“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艺术能替个人底生计保险。” 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诗》里，闻一多指斥温庭筠、李商隐所见所闻无非章台陌巷，毫无社会价值，而诗歌的真价值在于内原素，而非外原素。清华文学社成立后的闻一多非常关注艺术纯美的追求，主张纯艺术的艺术，但他仍不时提及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如在《文艺与爱国》中，他将文艺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伟大的同情心是艺术的真源：“同是一个热烈的情怀，锐利的感觉，见了一片红叶掉下地来，便要百感交集，泪浪滔滔，见了十三龄童的血在地下踩成泥浆子，反而漠然无动于衷，这是不是不近人情了。”但同情心仅仅借用文字并不能完满表现出来，身体力行才是最美最好的艺术，故闻一多认为“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表面看来，闻一多早期诗学的社会功利性与其纯诗观念颇为矛盾，但闻一多说：“文学是生命底体现”，他的“诗学思想，是基于他个人生命体验的生命诗学”，生命于闻一多而言，“是自由的，又是自觉承担了使命的”。生命诗学，成了闻一多统一他追求纯形和服务于社会这矛盾两个方面的思想基础。纯粹个体的生命体验引导闻一多陶醉于艺术的纯美世界，充满使命感的生命经验则使闻一多不时将目光投放到社会与现实。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一度向内而专注纯诗艺术追求、埋头古典学术研究的闻一多走出书斋，走上街头，以“民主斗士”的身份反独裁反内战，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崇高事业呼吁奔走。此时的他沿着此前诗对社会有所用的潜在思路强化了诗歌为社会、阶级和人民而歌唱的属性，认为诗歌是鼓，而诗人则应作鼓手。在战争来临的时代，诗人要用急促的鼓声唤醒沉睡的人们，鼓励人们去勇敢地爱与恨，从而“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他高度评价田间的鼓点式诗歌《多一些》、《人民底舞》等诗作，认为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