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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士绅到新式出版人 　　摘要：言论机关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士大夫的“清议”传统，这给士绅阶层介入新式出版业提供了文化上的依据。科举的废除斩断了士绅阶层“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生存模式，并由此逐渐发展出一种专业化的思路，新式出版业成为士绅阶层转型之后的首选。在“清议”传统和专业化思路的影响下，新式出版人在启蒙和商业两方面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这给当下出版业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传统士绅；新式出版人；“清议”传统；专业化 　　晚清科举制度的改革以至废除对于传统士绅的生存之道而言是极大的挑战。传统士绅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调整自身的文化策略，试图重新融入并引导不断变化的社会进程。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参与新式出版业。1898年前后涌现出来的报刊创办者大多出自士绅阶层，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熊月之所谓的举人办报、进士办报的局面。传统士绅投身新式出版业一方面体现出知识阶层在新旧激荡时代新的价值选择，同时也必然给新式出版业带来新的风貌。这正是近代文化史上真正有贡献的知识者往往出自转型成功的传统士绅，近代新式出版业在获取自身盈利的同时拥有社会声誉的重要原因。 　　一、”清议”传统与言论机关的兴起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面性的，自1890年代起，传统士绅进入出版机构的高潮逐渐形成。曾视“报馆主笔”为末路的传统士绅是如何调整心态，主动接近、参与新式出版业的？这一切也许都要从以戊戌变法为核心而鼓荡起来的维新风潮说起。如果说洋务派大举兴办实业，以富强为尚，未能在传统士绅当中赢得广泛认同，那么维新派则纷纷投身报业，以言论为凭借，传统士绅便不能不受其影响了。士人态度的转变，甲午战败自然是一个重要契机。但具体考察士人态度变迁的过程，我们将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时处在言论顶端、鼓动维新风潮的人物，大多没有太高的功名，而受其影响的士人则大多为科举正途出身。在晚清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处在言论顶端、左右风潮的维新人物多具名士风采。将晚清一代的名士品格和本相体现得最为突出的当数《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以才学见长的名士在科举考试中往往并不如意，且在实际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下游，也谈不上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却能在甲午战后呼风唤雨，引导舆论，特别是在传统士绅阶层引起共鸣、惊羡、追随，其关键就是维新派名士所采取的看似大而无当、实则针对性极强的发言策略。 　　维新派名士避实就虚、因势利导，大兴各种言论机关。这些言论机关在一定意义上暗合了历史悠久的士大夫“清议”传统，这也许是传统士绅认同维新派名士，也是传统士绅逐渐融入新式出版业，乃至成功转型为新式出版人的关键。维新派名士大多起于庙堂之外，这一点自然与历来的清流人物不同，但追溯其渊源便不难发现，“后起的名士大半都与清流一脉曾相延接”。清议是中国传统士绅的悠久传统。清议首先是传统士绅获取并维持其社会地位的保障。传统读书人通过科举正途获得功名，严格意义上讲只是具备了在官场上生存的资本，能不能将这种功名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是否敢言敢议。同时，清议也反过来塑造传统士绅。清议传统引发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抱负，士大夫更以直言敢谏自诩。张朋园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社会所采取的态度分为抗议、疏离和退隐三种。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上看属积极进取型的，很早就产生了抗议的传统，到了近代则因时局多蹇敢于抗议者尤多。事实上，到了光绪初年，由于洋务运动的推进，“清议”传统再次蔚为大观，最终形成清流人物与洋务派的对抗，并影响到晚清整个政局。甲午战败后维新派名士之所以一鸣惊人，正是自觉继承了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将精力主要放在了报刊等言论机关的创办和经营上。因此，“《时务报》取法的不是重新闻的《申报》，而是布道理的《万国公报》，而由此形成的按时立论，畅所欲言在那个时候都是士人写而且士人读的东西。另一方面，士大夫办报又显然是前所未有地别开一种立说的空间，使产生于这个群体的议论一经变为报章文字便可周行而四达，引出交流、交汇、共鸣、回响。” 　　维新派名士选择和继承士大夫的“清议”传统，这一以言论代言路的策略必然使得传统士绅逐渐认识到报刊等言论机关的重要性。言论机关让晚清士绅在固有社会地位摇摇欲坠的情况下重新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此后，传统士绅开始参与和经营出版业自然顺理成章了。传统士绅以“清议”传统为媒介，在文化心理上接受并认同由维新派名士所发起的言论机关，这才是传统士绅转型为新式出版人的内在动力。 　　二、专业化思潮与新式出版业的出现 　　传统士绅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于眼前的国是，也必须有以因应。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从根本上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