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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与抒情之间的价值重估 　　摘要：中国传统文学观褒扬各类抒情文学而相对轻视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对此予以颠倒，将叙事文学的地位置于抒情文学之上。这在晚清知识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两人对文学的本质和功用等的认识存在显著分歧，导致二人对传统文学类型观进行调整的原因存在明显差异，但又存在着内在的共性的因素，如文学认同的由中国文学向西方文学倾斜，在对文学的性质的认识中强调认知和思想的因素，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等。梁启超和王国维试图纠正中国文学及传统文学观的局限，对此应予肯定，但其中所存在的矫枉过正的偏颇也不应忽视。 　　关键词：梁启超；王国维；文学类型观；叙事文学；抒情文学 　　经过二十世纪迄今几代学人的阐发，中国文学的主导性的传统是一个抒情传统，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如将时间倒回到二十世纪初前后，这一传统给迈向现代的中国知识界恰恰造成了一种焦虑。它成为中国文学落后性的表征，被视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包袱和障碍。原因很简单，此时已进入国人视野中的西方文学的主体是史诗、小说、戏剧等叙事类型的文学。如果说先进的西方是国人现代想象的借镜，则西方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样板自属必然，以此叙事文学当然就被视为较之抒情文学更先进、更完善的文学，即更高的文学。不仅如此，十九世纪以来现代西方美学、文学的某些理论话语中抬高叙事文学而相对贬低抒情文学的倾向，又为国人经由对于中西方文学的观察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在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文学类型观的变动就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叙事文学高于抒情文学的认识在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梁启超和王国维是两个最为突出的代表，而导致两人推崇叙事文学的具体原因既有着明显差异，又有着耐人寻味的共性因素。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二人热心肯定和倡导叙事文学的表述背后，抒情文学情结仍在发挥着影响，这使其文学类型观呈现出饶有意味的复杂性。而这同样反映了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转型期的一种深刻的普遍性。 　　一、 文学类型观的现代转变：叙事文学高于抒情文学 　　谈到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在认识和观念层面的反映，在正统文学观中被贬低、轻视的小说、戏曲的地位迅速上升，直至取代了原本由居于主导地位的抒情性的诗歌所占据的至尊地位，是一个相当突出的方面。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经过理论推演和经验印证而论定“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随后即有狄楚卿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以“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狄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与之呼应。不同于梁启超等人将文学中的至高位置给予小说，王国维将其留给戏曲。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谈道：“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王国维集》第一册，周锡山编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3页。在《文学小言》中，他同样借用叔本华的观点，将戏曲称为“最高之文学”。王国维：《文学小言》，载《教育世界》第139号，1906年12月。 可以说，将小说和戏曲的地位置于抒情性的诗歌之上已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共识。 　　梁启超不仅将小说推举为文学之“最上乘”，对于叙事类文学中的戏曲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903年9月至次年10月陆续刊登于《新小说》上的梁启超及友人的《小说丛话》中，梁启超从诗的“体裁”的角度勾勒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他认为中国诗歌“体裁”发展史完全符合斯宾塞所宣扬的进化论。他首先指出，“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级者则愈简单，愈高等者则愈复杂，此公例也”，随即依此概括了中国诗歌“体裁”的进化路线：“故我之诗界，滥觞于三百篇，限以四言，其体裁为最简单；渐进为五言，渐进为七言，稍复杂矣；渐进为长短句，愈复杂矣，长短句而有一定之腔一定之谱，若宋人之词者，则愈复杂矣；由宋词而更进为元曲，其复杂乃达于极点。”梁启超随后列出了“曲本之诗所以优胜于他体之诗”就形式层面而言的四点理由，最后他做出定评：“中国韵文，其后乎今日者，进化之运，未知何如；其前乎今日者，则吾必以曲本为巨擘矣。”梁启超：《小说丛话》，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夏晓虹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梁启超对于为正统文学观所排斥的戏曲做出高度评价，这与前述的他对小说的正名和褒扬是一致的，而此处其所采用的论述策略则与后者明显不同。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对于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进行的是理论化的论述。他首先从文学所能开拓的两重境界，即“现境界”和“他境界”入手，指出“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随后又从文学作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