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演中做出来的民艺是否还是原来那个民艺-.docVIP

在表演中做出来的民艺是否还是原来那个民艺? 　　在所谓“创意产业”和“非遗保护”之外，我们是否还拥有更多朴实沉默的、具有历史传承的、兼顾艺术感和功用性的民间手工艺？它们都在哪里？为何一度失落或已彻底销声匿迹？它们与民间生活之间丰富的互动关系被什么所打破了？ 　　“江湾”的遭遇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看望年老的父母。我的家乡是浙江东部的一个名叫“江湾”的小镇。在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年代，这里因为有婺江的支流东阳江流过，曾因船队的川流不息而繁荣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和南方所有的热闹小镇一样，商业及娱乐业均十分兴隆。即使在我出生的60年代初，附近农村的节俗活动，譬如春节的祭祖祝福、守岁、贴春联、拜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闹龙灯，清明节的踏青以及吃清明糕，端午节的喝雄黄酒、挂香袋，中秋节的月光下守着各色造型的月饼以防天狗偷吃等活动，还十分盛行，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从怀旧的角度说，我不讳言我的故乡之行一次比一次失望，然而我总是怀着失望离别，过了不久又怀着美好的憧憬再去，始终不悔。 　　但是这一次回乡却让我吃惊不小。镇上白天很少见到年轻人，已近年关，他们却仍在生意场上忙。留在家里的老人置办年货的热情也不是太高，原来必置的粽子不包了，十分好吃的用自己熬的糖做的麻糖片也不切了――现代食品五花八门，自家的土产不易做也难在暖冬里保存。 　　我家的老屋原来在镇子中心，可是近年来富起来的乡亲在镇外盖起了新楼，曾经给我以无限遐想的小镇骑楼、石子街、青堂瓦舍，如今日见破败。更让我吃惊的是，家家户户居然连春联也不贴了。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民艺确实曾是一种类似活化石的东西，它长期顽强地保留着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古老生活形态和意识轨迹。即使在1949年后的中国，意识形态有了巨大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未能改变民艺传承的内容和特性。这是因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耕作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方式，从本质上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以至于在合作化、人民公社的岁月里，播种收获后的农民，在年节里仍然有暇来考虑民俗活动。 　　这是乡土本色决定的，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 　　“经济”的发展与民艺的萎缩 　　但是这种常态的生活，在经过本世纪若干次剧痛后，最近终被彻底打破，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发展。我没有考证过“经济”的古典释义究竟是什么，但在时下农村的词汇里，“经济”这个词几乎和“经商”近义，也就是说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和乡镇企业以及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的。上述我回乡的遭遇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乡镇企业繁荣的同时，农村青壮人口大量涌向城市。昔日的耕田农民如今忙于接受订货，组织加工，甚至招募从边远地区来的农民在家庭工厂里打工。从土地里拔出脚来的新式农民企业家没有空闲，也没有心思来从事?魍车拿袼谆疃?。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文化浪潮正在通过电视等传媒手段进入乡村的每个角落，在传统民艺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急速解体和工业商品经济对传统市场无情占领的同时，也使习惯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而引起了审美观念的变化。许多民艺品被乡村新一代认为是过时、落后的东西而遭到冷遇。 　　我的母亲就告诉我，镇上最高明的老油漆匠也过世了，临去世前还惋惜没有带徒弟，枉把一身手艺都带到他自己亲手做的棺材里去了。 　　老油漆匠原是我们家邻居，是方圆数个镇乡有名的架子床油漆匠。我的老家靠近木雕之乡东阳，但是因为太奢侈，民间用品很少用木雕，由明式架子床演变而来的柴木架子床，多以油漆画作装饰。 　　新做的架子床是嫁妆，通常由女方家里承担，同时置办的还有樟木衣箱、脸盆架之类的家具。等到迎娶的时候，由娘家雇人吹吹打打，抬着送过去，由于架子床是最重要的家具，这种仪式俗称“迎架子”。小时候，在传统的吉祥日子，如果有这种活动，就是儿童最好的节日了。 　　然而，时风渐变，原先在城市流行的捷克式家具也风行到了农村，架子床开始不时兴，以油漆画作各种装饰的活儿也越来越少，年轻人都追求高低橱、五斗柜、大衣柜等新样式，就连樟木箱这类既实用又能防蛀虫的家具，也没有人订做了。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老油漆匠的荣誉到达最高点的时候，“老”“越老越好”“原汁原味”的手艺和装饰题材，是乡村普遍认可的原则。我所处的周围乡村，历史上几乎没有出过什么显赫的人物，富有之家也是寥寥，因此乡里人的审美标准有许多便来自这些曾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手艺人。但是就在老油漆匠还没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乡里人的爱好就变了。老油漆匠津津乐道的绝招神来之笔，因没有人找他干活而不知不觉荒废了，只是偶尔还有一些老派的家庭请他做架子床，但那也只是个别。我去北京读书前后，又开始时兴软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