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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数学的女孩们 　　“为什么男孩可以学数学，女孩却不行？”94岁的台湾数学教授徐道宁对着纪录片导演王慰慈的镜头问。 1971年台大数学系女生合影，照片由金芳容提供 　　徐道宁的义愤来自于少女时期高中数学老师对同班男生所说的一番话，“我对你们要求这样严格，你们还不好好学，我对女生都没有做到对你们这样的严格。”这话徐道宁记了一辈子，“我很受不了那位老师讲那样的话，而且她本身也是位女老师！” 　　那是1930年代的中国，受教育的权利并非人人享有，而生在工程师家庭的徐道宁，在少女时期，就展现出了对数学的兴趣。 　　从北平师范学院毕业后，1947年在台湾宜兰，她成了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接下来的16年间，她又陆续成为中国第一位留德女博士、清华大学首位女教授。“我觉得很多老师，在数学教育方面都没能顾及到女孩子，就算可以做出一点点的改变，我都愿意去尝试。”徐道宁在纪录片中说。 　　“没有任何研究表明女性不适合做数学研究，相对来说，她可以更安静，更细心的，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很快投入。”镜头中，徐道宁的讲述平静而坚定。 　　徐道宁教了一辈子数学。多年后在台湾，那个穿着白袜黑皮鞋的女学生已经成为白发苍苍受人敬仰的徐老师，教过了一届又一届，学生遍布全球，由她参与编写的高中数学，也成为台湾地区数学界的官方指定教科书。 　　“老师很特立独行，我的第一口烟就是她教会的，哈哈，她是一个非常strong的人！”“她很了不起，她启发了一大批学生，我们当年班上的女生被她教过的最后都去考大学了！”徐道宁教过的学生们这样评价她。 　　这位女数学教授的跨世纪经历，王慰慈前前后后拍了4年。2015年，纪录片《数学女斗士》诞生了。 　　王慰慈不仅是一名纪录片导演，还担任着台湾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主任、台湾女性影像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2012年，在台湾淡江大学化学系任教的高惠春老师找到她：“慰慈，你可不可以重新拿起摄影机？”高惠春邀请她为自己的中学数学老师徐道宁拍摄一部纪录片。恰好，“科技与女性”这一议题正是王慰慈格外关注的。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小就生长在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被告知―你是被允许数学不好的。”面对《人物》记者，王慰慈说。“从她们的日常学习，选志愿，到以后工作，一切事物都按照这种很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走。没有人告诉她们，你从事数学这样的科技事业，社会将对你报以友善的态度。” 　　“而我始终想要谈论的并不是女权主义，或是平权运动，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男孩子能做到的女孩儿也能做到，这是一种性别主流化的意识。”她强调。 　　拍摄《数学女斗士》的同时，王慰慈也在拍另一部纪录片《学数学的女孩儿》。 　　20多年前在美国，王慰慈第一次见到了数学家张圣容。彼时，王慰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电影学硕士，她在拍一部有关“亲子教育”的纪录片，汉语班上一个“出口成章、熟背百诗、年少沉稳”的黄皮肤小男孩引起了她的注意。在跟拍男孩家庭的过程中，王慰慈发现，男孩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严格的家长，也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学老师，“她留着短发，精精神神的，态度很和蔼。” 　　虽没有问过这位女士的姓名，但这位来自台湾、欧美名校中鲜有的亚洲女性面孔，让王慰慈过目难忘。 　　直到201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杰出数学家Alice Chang回到台湾办讲座，讲台上张教授的神采奕奕，唤醒了王慰慈多年前的记忆，“那会是同一个人吗？”王慰慈自问。 　　经过了反复核对，确认无误后，王慰慈激动不已。又是一个“以女性与数学为主题的纪录片”的好线索！但王慰慈也有点吃不准，“我并不知道她有没有比较强的性别意识，如果她没有那种对比概念的话，片子的主题就很难显示了。” 　　和张圣容几次长谈后，王慰慈不仅发现了张圣容极强的自我的性别认同，还连带挖掘出了一波像她这样的学数学的女孩们―1970年代初台大的某届数学系女生。那一届数学系“不同寻常”，全班有12个女生，这并不多见，她们的数学都非常出色，经常互相鼓励着讨论问题。包括张圣容在内，她们中的四个成为了世界级的数学家。 　　“天啊，后来我才发现，70年代的台湾，竟然有过这样一批杰出的女性，而不为人所知！”“她们太好太好了，老师也是那样肯定她们的，那时候，一切的天花板都好像消失了！” 　　如今，其他三位，金芳容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数学系教授，2012年成为美国数学学会学士，李文卿在宾州州立大学任教，吴徵眉则投身于大数据产业研究。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班。”她内心深处响起一个声音：“我一定要把她们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王慰慈曾有意从她们的成长环境中寻找线索，她发现，张圣容的文学素养特别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工程师，而金芳容的妈妈是女子中学老师，“也许，这种家庭氛围在一定作用上也启发了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