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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时期英国宪政改革述评 　　【摘 要】英国是历史上最古老的立宪和代议制国家，迄今为止，其法治文明已连续不断走过1500多年的漫长历程。20世纪末，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于1997年大选上台的布莱尔政府，开始了一系列动作颇大的宪政改革，对英国宪政体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关键词】布莱尔；宪政改革；一体化；权力下放 　　英国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宪政模式，英国议会君主制对世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是名副其实的“宪政之母”。从中世纪《自由大宪章》开始，经过17世纪末的”光荣革命”，英国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实现了君主制与宪政的调和并延续至今，其发展进程呈现出渐进、平缓、改良式的特点，最终形成了一种尊重传统而又不失思辨的宪政体制。然而经过数百年的演进，在一体化运动的冲击下，英国宪政存在的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到1997年大选之际，英国已经陷入重重宪政危机之中，英国社会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强烈。 　　一、英国宪政改革的现实动因 　　布莱尔时期，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宪政变革，其动因主要于两个方面的现实压力：国外压力来自欧洲一体化影响，国内压力则来自分权运动的冲击。 　　欧洲一体化的强烈推动。作为远离欧洲大陆的岛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不同，英国宪政发展较为平缓，“很少受突发事件或革命的影响而被迫停顿或急剧变更”。[1]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需要其成员国做出更多的改变，以更好的展开合作。这样，作为英国历史上久已存在的宪政立法平衡，也开始出现微妙的不平衡状态”。[2]一是以罗马法作为绝对主流的欧洲大陆法系，对于以遵循普通法的英国自身的法律体系的冲击。两大法系虽都形成于欧洲，却由于其法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在渊源、结构和法官权限等方面差别巨大。在欧洲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法律的一体化自然首当其冲，处于边缘地位的英国，受到欧洲大陆法系的影响，很难独善其身。二是伴随欧洲一体化发展起来的欧盟法，对于崇尚“议会主权”至上的英国宪政体制形成了限制。欧盟法要求各个成员国议会制定法律以配合欧盟机构作出的决定。然而，英国“特别强调以议会权力为代表的国家主权的存在，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反对向欧盟让渡英国议会的权力，导致了英国与欧盟的无穷无尽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使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3] 　　分权运动的冲击。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单一制国家，由于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历史背景不同，中央政府对权力下放一直持谨慎态度，工党和保守党都强调维护统一的不列颠的地位，地方权力下放问题存续了100多年迟迟没有解决。另外，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国家结构上存在着高度集权现象，中央政府拥有最高的立法法、行政权、财政权，地方政府的权力有限，常常受制于议会和中央公共机关。“中央高度集权不仅使中央政府负担沉重，而且削弱地方自治权，引起非英格兰民族地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希望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治事务。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地区人民的政治权利受限更多，导致分离运动愈演愈烈”。[4] 　　二、英国宪政改革的内容 　　布莱尔曾宣称，“环顾当今世界，其主要特点是变革。如果世界改变了，而我们没有变革，那我们对世界就没有意义。我们的原则不再是原则而只是僵化的教条”。[5]布莱尔在长达十年的执政时期中，在宪政领域开始了一系列全方位、多层次的变革，涉及议会、自治、司法等多个方面： 　　司法制度改革。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根据欧共体的要求，欧洲立法被纳入英国法律体系之中。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的标准——司法不仅要实质上独立也要形式上独立。然而，在英国议会至上的主权结构下，英国的最高司法权却依附在上议院。有着600余年历史的英国上议院，沿袭着古老的世袭制度，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英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形式上不分，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立法”。[6] 　　自布莱尔执政以来，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宪法司法改革，其中重要的立法渊源包括： 　　1998年《人权法》的通过，将《欧洲人权公约》正式纳入英国国内法体系之中。“这就部分否定了英国议会主权的至高无上性，也为英国司法权进攻性权力的滋长提供了依据”。[7] 　　1999年《上议院法》获得通过，废除了沿袭了上千年的议员世袭制，600多名世袭贵族失去上院议员资格。 　　2005年《宪政改革法》获得通过，司法职权完全从上议院剥离了下来，“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司法独立这一宪政基本原则进行成文法上的说明”。[8] 　　2006年7月4日，上议院首次经过选举产生了上院议长海曼女男爵，大法官制度从此终结。 　　2009年10月1日，布莱尔时期拟定的《最高法院规则》正式生效，最高法院正式启用，标志着英国自古以来首个最高独立司法机关诞生。 　　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