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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偿程序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诉法》)第十章所规定的“债权登记和受偿程序”是海事诉讼的一种专门程序，与审判程序、执行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保全程序等不同，该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一次性依法且公平分配特定船舶司法销售之收入或已设立的特定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由于所针对债权的非单一性和多样性(这也恰是该程序设立的依据)、所涉主体和情况的复杂性，该程序无论在任务、功能性机制的装配、程序构造等方面，都与以单一纠纷解决、单一司法债权执行为蓝本的一般审判、执行程序都有很大差异(也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使这种程序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价值)，建立在“单一纠纷解决”的传统诉讼法理论和相应的法律制度对于这种复合性的制度明显表现出一种“失语”状态、至少是解释力不足，而有关这种制度的程序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也显得原则而粗糙，这就给这种制度的动作带来了许多问题。突破“单一纠纷解决机制”的束缚，从制度的目的、任务出发，并直面可能的问题，寻找确定最能发挥该制度功能的设置或研究富于解释力的理论，将是学者及实务工作者不可回避的任务。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 　　为什么“债权登记和受偿制度”--制度的目的与任务 　　根据系统论，制度是为实现一定目的和任务的自组织管理系统，制度的目的或任务决定了制度要素的确定和整合;制度之分野，主要是其功能差异、以及由不同功能所决定的制度组织构造上的差异。从《海诉法》第十章规定的逻辑结构上，债权登记和受偿制度的任务是:聚合一切与被售船舶、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关的债权，以一次性公正合法地分配船舶售款或基金。其目的是，对集合性债权进行集中处理以克服分别处理之不能、不便或混乱、矛盾。这里不仅有基于经济、效率考虑而进行的功能机制选择的问题，也有与其他制度的联系问题，特别是相关实体法制度的实务要求、其他程序制度针对不同任务所存在的功能缺陷的问题。制度目的、要素、结构的社会化限制(即社会条件、背景等所予的选择空间)也对制度的特定具有重要影响。 　　我国《海商法》第2章第3节“船舶优先权”，不仅规定了优先权的项目、船舶抵押权和留置权，也规定了优先受偿的序位、优先权行使方式和消灭情形。根据第28条的规定，船舶优先权应当通过法院扣押产生优先权的船舶行使。扣押之结果，或者因责任人提供了担保使船舶扣押转换成“对物担保”，或者因责任人 不提供担保而导致法院司法出售船舶而出现“司法出售收入之特定担保”　。由于法律并未规定同一船舶之优先权应当集体行使 ，即所有的优先权应当聚合起来共同行使(在形式上类似与一般共同诉讼)，因此优先权法定或至少是可能的行使方式是单独分别进行。船舶因一优先权之行使而被扣押 ，如责任人提供担保，则该优先权因该担保的直接针对性、封闭性而可单独实现、与其他优先权或普通债权完全不发生联系 。但如责任人未依法或依约提供担保，则被扣船可能而且最终应被司法出售。由于优先权对于基础请求的依附性，船舶所有权主体的变更会对优先权的对物担保功能产生某种制约作用，而且优先权所针对之物已经转换为货币存在形式，此前的优先权在行使上实际是针对该收入进行。即船舶被司法出售后，优先权之行使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也许有重大的理论与实务意义。船舶被司法出售后，优先权的对物性转换为针对该收入;法院掌控该收入亦为依法公平分配该款以落实优先权的规定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同时物的货币转换亦使其他债权的实现在形式上消除了障碍而具有了参与分配的直接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并不足以直接支撑“聚合性债权登记与受偿制度”的建立：至少在理论上仍有处理卖船收入的多种可能性。如卖船法院保留卖船款，各优先债权或其他债权均个别性地解决、个别性地在收入中受偿，即个别性的债权受偿制度。这种制度的实行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以下危险：即在先主张的权利全部或部分得到清偿，而在后的权利主张不能或不足清偿，其实质是优先权制度、特别是优先序位制度无法在实务中予以落实，不能保障公平受偿。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聚合性债权(或集权集合)的概念、与该概念相应的主张质辩等程序权利(如债权人会议)才得以出现和形成。其与破产制度具有类似的机理。两类制度的实质根源均在于责任财产或偿债能力的不足而在债权人之间引起的利益紧张关系。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受偿与卖船款之分配、破产财产分配具有同一机理，其中的集合债权是“受限制的债权”、集中分配的目的是在同一责任基金中使各限制债权得到公平受偿 。 　　从条文逻辑上，我国“债权登记与受偿制度”有三大结构板块(或曰功能装置)：一是债权的审查登记制度，即，对债权登记申请以其是否有相关债权证据为据，确定是否准许其登记 。该机制的保障装置是公告--推定弃权机制;二是债权的审查确认制度，即对登记的债权依据证据形式或者进行直接审查、或者进行确权诉讼;三是“债权人会议”+法院裁决的形式对卖船款或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