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著]论《围城》的语言艺术.docVIP

论《围城》的语言艺术 ○林雯霞 走近《围城》，初时是被钱钟书的幽默所吸引，那种充满着敏锐思维与丰富联想的独特小说语言，既是天生妙语，令人忍俊不禁，又是赫然警句，诱人深思，就像浩瀚深邃夜空中的繁星点点，闪烁在我的脑海中。然而，随着阅历的增长，忽有一天，我从一个高而远的角度俯瞰《围城》，方觉得那个小框框里上演的是一出黑白版的生活剧，其中人物都像小丑，可怜、可悲、可憎中竟又透出几分可爱来，但其中故事却都像写实，真实到一种近乎残忍的地步。《围城》通篇洋溢着一种评述性语言。这里所谓的评述性语言，指的是属于全知叙述视角或主人公视角的带有定性意味的夹叙夹议行文。它往往是“描”“议”“评”三者的统一，而“评”为点睛之笔。不论叙事状物，抑或议论抒情，其神来之处全在这一溶合着作者对事物的特别感悟和天才艺术发挥的“评”上。譬如：“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显示着率性的评断和巧妙的联想。又如，“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于谐谑的评论中把鼻子描绘得活灵活 现，使之既形肖而又神肖，仿佛是其主人陆子潇贪图虚荣自欺欺人而又愚蠢的精神面貌的体现。再如，“高松年听他来了，把表情整理一下，脸上堆的尊严厚得可以用刀刮。”这里一“整理”一“堆”两个叙述动词，于不动声色中道破天机。可见，这一“评”起着一种感觉上的引发、强调和道理上的阐发、提示作用。“小说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不在于按某种公式行事，而在于作者使读者接受自己观点的能力。”①《围城》语言有别于一般的小说语言。这是作者独特的艺术表现，其言之有物，能使读者通过其中包含的生活内容和对事物的观察来体会作者的观点。 一方面，作者通过变形法来描绘心灵图画。这一变形，表面上是通过联想、比喻来变，其实是要“歪打正着”，使其原形自现。如写买办商人张先生，“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金光闪闪的英文字用“肉屑”一照，仿佛是对着照妖镜，那副自我卖弄嘴脸藏也藏不住。再如写旧派诗人董斜川把自己的诗分布同席，“这时候，他等待着他们的恭维，同时知道这恭维不会满足自己，仿佛鸦片瘾发的时候只找到一包香烟的心理。”这里，作者其实是赋予这种盲目自大的心理以鲜明的形象，使之跃然纸上，逼真可感。写李梅亭“他神情傲兀，不大理会人，并且对天气也鄙夷不理，因为这是六月中旬，他穿的还是黑呢西装外套。”作者在想象中描绘了一幅“李梅亭大战天公图”且由他去，吃亏的总不会是老天爷。作者不依靠戏剧性的行为冲突或巧合，而是在心理上站高一层，把笔触直接伸入人物内心，截取内部定势思维和感受，再通过艺术的想象发挥，赋予他们形象（也可以说是变形），使他们鲜明可感，只寥寥几笔勾勒，只欣然冷然几声轻笑，便出奇制胜，俘虏在手，自有股“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大将风度。《围城》中有许多这样几笔勾勒出来的扁形人物。作者刻画他们是为了突出表现某种性格，而不是像刻画方鸿渐那样为了表现某种全面的实实在在的人生。这些各式各样、漫画式的人物形象，既鲜明生动，又显现人性的深度，给人启发，令人醒悟。 另一方面，除了“变形”，作者通过语言字面上生发联想推进情节，从而于淋漓尽致的反讽意味中以较大篇幅描绘了心灵图画。对于汪处厚二十年官场生涯，作者不一五一十道来，只小作“胡子文章”于诙谐幽默中进行简练而形象的概括和描述。“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得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象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汪处厚趋炎附势的本性，在学大帅留胡子而弄巧成拙的这一喜剧情境中，充满讽刺意味地表现出来。“这也许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讽刺了汪处厚虽遭弹劾，却又能见风使舵，夹起尾巴另谋出路。“假如留下的这几根胡子能够挽留一部分的好运气，胡子没剃的时候，汪处厚的好运气更不用说。譬如，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地死了，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则尖锐讽刺了他既无情无义，荒唐好色，而又充君子的虚伪本性。以上所举的三个关于胡子的句子是整个描述过程的三个转折、承接点，是“胡子文章”的中心句，它们既推进了行文，又制造了戏剧情境，充分显示了其反讽意味。不是片言只语的漫画勾勒，而是让其反讽意味深透于字里行间，以及上下文衔接中，使其行文节奏符合人物心理节奏，这样的手法极适于描绘老奸巨滑，城府很深的人的内心世界，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说中对高松年的描绘采用的正是这一手法。“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作者便从“老科学家”生发联想而大做文章，含不尽之意于其中。“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他是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想来二十年前的昆虫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