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原理.docVIP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原理 　　关键词: 群体性纠纷;集团诉讼;示范诉讼;团体诉讼;行政机关执法 　　内容提要: 群体性纠纷带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与“两造诉讼”结构的紧张关系，但是，不同类型的群体性纠纷带来的挑战并不完全相同，对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通过对西方国家代表性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结构的、功能的和技术的比较，可以发现，行政机关执法、社会团体与行政机关提起的不作为之诉、撇去不法收益之诉、加入制群体诉讼、退出制群体诉讼分别适合特定类型的群体性纠纷;群体性诉讼中的费用风险问题，则可以通过诉讼费用制度、律师收费制度的调整或者第三方资助的途径解决。 　　一、引言 　　群体性纠纷[1]解决是国内民事诉讼法学界近几年的一个“热点”，一系列研究项目的展开和一批研究成果的发表，[2]让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准较过去有了明显推进。不过，有待进一步拓展之处仍广泛存在。比如，国内法方面，尽管不少学者已将关注的重心由立法转向司法，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外国法方面，学界迄今只是对美国集团诉讼有了相对深入的考察，而对其他国家、其他形式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则罕见专门、具体的研究。由于经验知识匮乏，理论工具陈旧，一些立法建议显得根基不足，也很难对相关制度的演进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文不准备介绍、评析某种外国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也不打算就某项中国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言。本文的目标毋宁是：分析群体性纠纷带来问题的根源和性质，考察西方国家代表性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并从功能角度对这些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比较，以期提炼出若干对于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可能有用的一般性命题。笔者深知，无论是关于外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专题研究，还是针对中国群体性纠纷解决实践的实证考察，都是极其重要，也是目前国内法学界极为缺乏的。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取代这类研究中的任何一个;在最好的情况下，希望它可以为这类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支点或者一些有益的线索。 　　二、“两造诉讼”与群体性纠纷 　　(一)“两造诉讼” 　　在民事诉讼法学家的字典里，“诉讼”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就某一特定法律关系而发生的单个的、具体的程序。”[3]诉讼在两造当事人间展开的特征被称为“双方当事人原则”，即“任何诉讼(宣告诉讼除外)都以两方当事人为前提，其中一方针对另一方提出法律保护的请求。”[4]“两造诉讼”的特征体现于民事诉讼整个过程：在诉讼启动环节，各国都对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作出了严格限定，原则上只有实体请求权的享有者才能提起诉讼并成为当事人;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构成了诉讼进行的基本动力，第三人原则上不得介入;诉讼终结时，法官的裁判原则上只对双方当事人有效，并且只对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有效。 　　“两造诉讼”常常被视作理所当然，但这一诉讼结构的出现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大陆法系，直到请求权与诉权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实现分离，诉讼被视作公民实现其实体请求权的法律渠道时，严格意义上的“两造诉讼”才最终成型。[5]这一格局的出现，不妨理解为司法制度对于现代社会的回应。现代社会高度复杂，而法院并不具备从根基处全面解决社会纷争的资源和条件，为此，对真实世界里的纷争进行某种裁剪，就成为法院为实现自身功能而不得不作的选择。在实体法上，这种裁剪体现为将争执改造为某种“请求权之争”，以便争执能在实体法的概念体系中获得理解，得到处置;在程序法上，则是将纠纷解决过程限定在两名当事人之间，限定在由两名当事人的诉讼活动构成的“程序空间”之中。卢曼将诉讼程序视作一种“为形成一次性裁决而存在的社会系统”;而系统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其自身的高级秩序，降低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只允许较少的可能性作为系统自身行为存在。[6]以此观之，无论纠纷事实的裁减，还是当事人范围的限定，都无非是程序系统为“降低外部世界复杂性”而进行的必要操作。 　　“两造诉讼”并不意味着诉讼中永远只有两名当事人。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例，在一般共同诉讼和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诉讼中实际存在的当事人就超出了“双方”。不过，在一般共同诉讼中，每个共同原告与被告的诉讼关系是独立的，一个原告的撤诉并不影响其他共同原告的诉讼;同时，每个共同原告都享有完整的当事人权利，比如有权获得合法的通知，有权亲自参加听审，等等。因此，这只是多个诉讼的简单合并，多个诉讼中的每一个都维持了“两造诉讼”的结构。第三人参加诉讼包括辅助参加和主参加，但这两种情形都不构成“两造诉讼”的例外。辅助参加人只是加入他辅助的当事人一方，与对方当事人构成对立的“两造”，其本人并不享有独立的当事人地位;主参加人则毋宁是以主诉原告与被告作为共同被告，提起了一个新的诉讼，法律设计这一程序，是为了将两个独立的诉讼合并审理，以免做出自相矛盾的判决。这里的关键是，“两造诉讼”中的“诉讼”应当从“诉讼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