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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法上的不利解释规则 　　一、不利解释规则的概述 　　保险法意义上的不利解释规则是指当保险人与保险相对人①对于格式合同的内容发生争议且保单用语可以做出两种或以上解释的情况下,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不利解释规则并非保险法所创造,其移入保险领域始于英国的一个著名判例———威廉·吉朋诉理查德·马丁人寿保险一案[1]。此后,该规则逐渐被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我国现行《保险法》第31条(下文简称第31条)也规定了不利解释规则。该条指出:“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做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由于此规定过于粗疏,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不利解释规则常被滥用、误用,保险界对此规则也有颇多异议。本文拟对我国的不利解释规则的立法缺陷及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展开粗浅的探讨,并结合国外立法、司法的先进经验,对《保险法》第31条提出完善建议。而要了解规则的缺陷所在,首先必须了解规则存在的法理基础。 　　二、不利解释规则的法理基础 　　纵观中外学者对不利解释规则法理基础的相关论述,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学说: (1)“附和契约说”。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一般由保险人预先拟定,投保人对于保单条款仅能表示接受或不接受,而无权作出修改。因此,保险合同是附和契约。而此附和契约实际上剥夺了投保人对合同具体条款进行协商的自由,所以说,当保险合同的条款用语存在疑义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条款拟制人的解释[2]。(2)“专有技术说”。保险条款中的术语日益专门化和富有技术性,并非一般投保人所能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因此,在保险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3)“弱者保护说”。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者地位,具体表现为:①交易力量悬殊。保险业具有垄断性质,谈论合同自由是虚幻的;②交易信息不对称。保险合同是复杂的法律文件,非业内人士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字[3]。因此,交易能力的不对等致使保险人和保险相对人双方强弱两极分化,当保险单条款发生歧义时,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4)“满足合理期待说”。当保险合同当事人就合同内容的解释发生争议时,应以保险相对人对合同缔结目的的合理期待为出发点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笔者认为,此说虽不失为一个可供借鉴的保险条款解释规则,但将其作为不利解释规则的法理基础则有失偏颇。因为不利解释规则的适用是以保险条款存在疑义为前提的,如果保险条款的语句或术语清晰明确,法庭就不应该对合同术语进行强制解释。而满足合理期待规则在适用时并不探究合同双方的真实意图,仅以投保人一方的意志作为判断基准来解释合同条款。 　　笔者现对前三种学说作一梳理、整合。首先,“弱者保护说”中的强弱者之分其实是针对具体的保险合同案件中的保险人和保险相对人彼此而言的,而不是抽象地脱离个案谈论孰强孰弱。其次,“附和契约说”可以理解为根据保险当事人是否立约人而定强弱,即该说是出于对形式上的弱者保护。而“专有技术说”则是根据保险当事人是否都掌握保险专有技术而定强弱。一般情况下,保险人是实质上的强者,而投保人是实质上的弱者。因此,该说是出于对实质上的弱者保护。综上,此二说都是从保险人角度来揭示不利解释规则的归责依据———立约风险。所谓“立约风险”,即指挟保险专有技术的保险人本身在制定格式合同和条款时有责任确保合同内的相关词句意思明确,否则要承担词句产生疑义而通过其他解释规则最终无法确定单一意思所带来的不利解释结果的风险。该说对保险人起到立约监督和失责惩罚的作用。再次,此二说其实又是分别从形式上和实质上出于对弱者的保护而提出的,同属“弱者保护说”的范畴。“弱者保护说”是从保险相对人的角度,通过工具理性之目的为处于弱者地位的保险相对人提供一种司法上的救济。最后,实践中出现形式弱者和实质弱者地位的不一致时如何适用?笔者认为,不利解释规则以弱者保护作为法理基础,而之所以要对弱者作出保护,不是因为弱者不是形式上的立约人,而是因为弱者在事实上不懂得保险专有技术,不具有平等的实际交易能力,如果保险当事人双方均懂得此技术,那么就不存在实质上的强弱之分,谁作为形式上的立约人就纯粹是基于商事交易迅捷的要求。进而言之,即使因为这个形式上的立约问题而导致保险合同产生疑义,那么此疑义通过其他保险条款解释规则也能得到圆满解决。所以,不利解释规则本质上是出于对实质弱者的保护。 　　三、不利解释规则在中国《保险法》中的缺陷及完善 　　1.不利解释规则在适用前提上的缺陷及完善 　　据第31条之规定,不利解释规则的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对保险格式条款理解存在“争议”。“争议”一语反映的是对争议双方没有一致认识的表面现象的描述,与争议涉及条款的实质内容无涉。审判实践中,有的法官据此规定,在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对合同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