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特别权力关系.doc

特别权力关系 　　概念: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为实现特殊的行政目标，在一定范围内对行政相对人具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行政相对人却负有服从义务的行政法律关系 　　种类:公法上之勤务关系；公营造物之利用关系公法之特别监督关系? 我国：公务员的法律关系；教育相关的法律关系；军人的法律关系 　　特点:1、相对人义务的不确定性，在特别权力关系下，特别权力人对相对人有概括性的命令支配权，只要是出于达成行政目的的，即使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也可以为相对人设定各种行政法上的义务2、权利主体可以以内部规则的形式限制相对人的自由权利，并享有对相对人的惩戒权3、相对人缺乏法律救济途径，特别权力人可以通过内部规则限制相对人的基本权利，由于这种规则是一种内部措施，相对人不能因此向法院申请行政救济 校园岂是“特别权力关系说”恣意的天堂 2004年08月13日00:48 红网 　　据报道，武汉大学日前对《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普通本科）进行修改，其中取消了原先“在校本科生结婚须退学”的有关规定。这意味着，在校本科生如申请结婚，学校不再明令禁止。湖北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处长杨永才表示，在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出台前，湖北尚未出台新的管理办法，但支持在鄂高校依法治校，同时尊重高校自主办学。（据新华社8月10日报道） 　　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这个问题在新《婚姻法》颁布、教育部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否限制后曾经引起了广泛讨论。当时就有评论家在《南方周末》撰文认为高校不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明显与《婚姻法》相抵触，限制了婚姻自由，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如今，武汉大学取消在校本科生禁婚令，无疑给这场讨论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此，笔者之所以旧事重提，是想借“大学生能否结婚”争议尘埃落定之际，来谈谈曾经被人数次引用的“特别权力关系说”。因为我一直无法理解：那个错误的，早已被抛弃的理论——特别权力关系说，为何依然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我们？ 　　此前，不论是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的讨论，还是作弊被开除学籍所引起的争议，再加上学校频繁发生的其他法律纠纷，在反映出当代学生权利意识变化的同时，也对学校管理制度和管理观念形成冲击。于是，学校的规章制度一度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争论过程中，“特别权力关系说”总是扮演着捍卫学校特别管理权力的角色。就在几天前，教育部“原则上不允许大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的相关通知遭遇质疑后，有人就搬出此理论加以反驳。他认为大学生校外租房问题属于学校特别权力关系范畴，学校有权根据自己的管理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包括为了便于管理和加强安全而禁止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居住。（见8月9日《京华时报》） 　　这些争议有的尘埃落定，有的却依然发生，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在依法治国的今天，“特别权力关系说”是否依旧可以“借用”呢？所谓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又称为特别服从关系理论。它乃十九世纪德国在确立君主立宪体制的过程中，为维持官吏对君主的传统忠诚关系，并为使其能与法治主义并行不悖而确立。当时的理论认为，政府和普通老百姓之间属于一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发生纠纷有普通法院裁判。而一些特定领域内的关系，如学校与学生、政府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则属于“特别关系权力义务关系”，不受法律调查。这一理论的要素有两点：其一、在这些特别领域，主管机关可自定罚则，无须法律明确授权，甚至不受法律约束；其二、这些领域的内部纠纷，只能内部解决，普通法院不得干涉。 　　坦白地说，一个学说能够存在并流行，自有其存活的土壤。比如，政府强调效率，强调官员之间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再比如，大学的责任在于探讨真理，传布知识。为防止政府、政党、社会干涉学术自由，大学必须保持相对独立与自由。这些理由并非信口雌黄，然而一旦他们被夸张到极致，导致这些领域的所有方面都逸于法律和法院之外，那后果则无法想象：学校极有可能成为“法治国下的一个隙裂”；特别领域将变成特权者恣意的乐园和天堂。即便是在西方，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也引起众人的批评，其排除法律保留与权利救济的情况早已改弦更张。学校等曾经的特权领域也走出“无法之真空状态”，纳入到法律监督之下，以减少其利用特别权力关系规避法律的空间。这就让人感到奇怪：正迈入民主法治时代的我国国民，为何却拾人牙慧，以致如此青睐“特别权力关系说”呢？ 　　其实，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学校管理法制化是必然趋势。据中国新闻社7月29日报道，目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司法解释，将把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学生退学等方面发生的教育纠纷，首次纳入行政诉讼范畴中，不再只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内部处理。这就告诉我们，不能再拿早已进入博物馆的“特别权力关系说”来阻挡“依法治校”的步伐。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法与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教授所说，学生群体确实有其特殊性，但是他们拥有的基本权利，却并不因其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