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与嬗变-江苏社科联.PDF

中外文学研究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与嬗变 ——从李贽到周作人 何亦聪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思维”一说由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提出，在其名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一书中， 他将李贽的狱死视为中国近代思维遭受挫折的标志。与岛田相近，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许多现代知识分子， 也展现出一种重提李贽、重估李贽思想价值的普遍倾向，而周作人在其中则显得尤为重要。在周作人的相 关论述中，李贽由传统意义上的异端分子一变而为启蒙者、先觉者，这一表述既贴合了文化转型时期的特殊 语境，又体现出周作人所独有的启蒙思考——他更倾向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当中选取某些以往被忽视的 成分与西方文化加以融合，以营构出一个人类共通的文化基础，所谓启蒙，即是对此文化基础的再发现。如 果说在李贽身上曾臻于极致的“中国近代思维”，因文化生态、内在矛盾等原因而遭遇挫折的话，那么，到了 周作人这里，它终于开始走向成熟。 关键词 中国近代思维 启蒙 李贽 周作人 何亦聪，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 030006 一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抛开那些表面的、标语化的激 烈言辞，往深处看去，其间实有诸多微妙的传承，比如：陈独秀、胡适等新型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政治承 担意识（胡适更富有戏剧性，他曾宣称不问政治，但却始终摇摆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即有来自于士大 夫传统的某些因素；所谓的新道德、新伦理中隐含的浓重的社群取向，也与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个 人主义之特性迥异，而更多地来源于儒家传统；新文化运动的几位领袖人物，尤其是鲁迅和周作人，大 都轻视具体的、实际操作层面的制度设计，而重视相对抽象的、难以具体把握的文化、道德、思想、人性 方面的革新，这一点，也正与传统中国的文化性格息息相关。出于这样的种种因素，当代的学者在论 述新文化运动或“五四”之时，有时不免态度复杂，张灏曾经撰文历数“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包括理性 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等，除此之外， 我们似乎还可以加上一条，即：传统与反传统。 本文为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周作人与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项目编号：2015221）阶段性成果。 江苏社会科学2016/2 · · 185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与嬗变 自然，无论我们再怎么强调陈、胡、二周等人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也绝不能把他们视为儒家正统的 换汤不换药的继承者，一方面，其中毕竟已经掺杂了许多西方的思想成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 方面，在于：中国思想传统之中，不仅有正统，也有异端，而且，最激烈的异端思想正发生在儒家传统的 内部，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型知识分子们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余英时论及“五四”运 动时曾说：“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 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 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在 五四时代，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反正统的作品（从哲学思想到小说戏曲歌谣）都成为最时髦的、最 [1] 受欢迎的东西了。”此一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鲁迅对于嵇康的强烈兴趣，周作人之推重王充、李贽， 胡适对戴震哲学的介绍也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其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尤其是李贽，这个在过去三百多年 思想史、学术史中始终遭到排斥的异端，到五四时代却成了一大热门。“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 虞即曾写过一篇《李卓吾别传》，但作者从明显的立场出发而写作，颇有误解或曲解之处。 余英时以为五四时期反正统、崇异端的风气部分乃出于章太炎的影响：“由于章炳麟是一位渊博 的学者，论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他在思想上所散布的影响面因此要比康有为来得大。五四以来 大家所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