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经济公益诉讼的实体与程序分析.doc

经济公益诉讼的实体与程序分析 　　关键词: 公益诉讼/接近正义/社会利益/诉讼理念 　　内容提要: 由于我国有关公益诉讼立法滞后,导致一些案件无法进入司法领域,不能通过诉讼途径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全球范围内的接近正义运动要求我国设置公益诉讼制度。经济公益诉讼的实体法基础需要我们发掘,而在程序法方面,需要更新司法救济理念、扩展当事人适格和既判力理论。从保障当事人接受裁判权及接近正义的立场,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应立足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护而展开。 　　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与建设,我国已经基本制定出法治国家必备的宪法及各种实体法与程序法,初步形成法治的框架。但是,我们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还有一段艰巨路程要走。在国家主导进行的主要以制定各种法律为目的的步骤逐步完成之后,接下来应当是由民众来实践法律,把存在于纸上的规范变为实际的行为标准。如果不关注一般民众的利益,法治就不会蔚然成风,法治就只能是一纸空文,就只能是少数专业人的生存手段而已。一言以蔽之,法治必须让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否则便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法治。 　　可是,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 一方面,打官司不仅让一些打过官司的人精疲力竭、苦不堪言,而且让更多的人“谈讼色变”,不到万不得已不敢“兴讼”[1];另一方面,当有些侵犯公众利益的情况发生时,一些极力主张维护公众利益的“维权斗士”却不得不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放弃努力。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应当是这样几个方面:诉讼拖延、费用高昂、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司法弊病,以及民事诉讼制度设置的不合理。 　　“一种真正现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也可能是唯一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于所有人可以接近。如果只有富人才能付得起钱,利用这种制度,那么即便用公式精心保障的司法制度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可言。”[2] 　　本文将我国经济公益诉讼问题,置于全球接近正义运动和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实体与程序双重角度去进行分析,主旨在于提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把“方便民众通过司法寻求利益救济”作为首要目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保障当事人接受裁判权及接近正义的立场,中国民事诉讼体制及审判方式的改革应是立足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护而展开的改革,并从中调整法院和当事人及律师的关系。改革应体现‘便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便利于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宗旨。”[3] 　　一 接近正义运动与公益诉讼 　　“对大多数市民而言, 19世纪流于形式的选择权实际上就是对有效的正义的拒绝,因此,我们进行了一序列努力使之名副其实。”[4]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之下, 1971 年在佛罗伦萨召开了关于民事诉讼核心价值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接近正义,其中尤以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莫诺·卡佩莱蒂为代表。实际上,接近正义运动也可以看作是世界人权运动发展的一个分流,构筑接近正义运动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便是诉权宪法化和国际化的思潮。根据民事诉讼一般理论,诉权是指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享有的提起诉讼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予以保护和救济的权利,又被称为接受裁判权、民事救济权等。而诉权宪法化则是指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某些原则和保障被纳入一种全新的制定法体系,成为高级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立法机构;国际化是指民事诉讼程序保障基本权被国际文件所宣示,并开始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5] 　　接近正义运动的兴起虽然才30 余年的历史,但毫无疑问它已发展成为了一股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巨大影响的社会潮流,许多国家都以该理念指导本国的司法改革。正如莫诺·卡佩莱蒂所描述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基本权和基本程序保障宪法化、国际化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出现,从民法法系国家,到普通法系国家,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跨越世界各地,遍布五洲四海。”[6]虽然我国宪法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接受裁判权或享有诉权,但从我国宪法中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政府已在《世界人权宣言》上正式签字(该《宣言》第14条就将“接受裁判权”作为一项人权加以保护)的事实可以看出,诉权宪法化在我国正在得到认可。 　　接近正义运动的目的旨在保障当事人诉权,并为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扫清障碍,从而便利当事人接近司法进而接近正义。按照卡佩莱蒂等学者的观点,接近正义活动是对美国司法动向的总结,可以形象的说是经历了三“波”(或者说是三个“浪潮”) :第一波是为贫困者提供法律服务;第二波是让消费者或者环境保护主义者有机会要求获得“扩散利益”的机会,即提倡公益诉讼;第三波是以非正式的解决纠纷制度来代替法院和司法程序。[7]对于公益诉讼的发展,正如他们所指出:“第二波意味着用新的诉讼方式来满足新的社会要求,比较研究证明了它绝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更具广泛性的全球现象’。”[8]显然,对公益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