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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我国《证人保护法》的必要性 　　证人不愿作证和拒不出庭作证是当前困扰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我国大陆各级法院的证人出庭率平均不到10%。许多案件在初查和侦查阶段证人不愿作证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显然，证人不愿作证的问题不解决，必将丧失严肃的司法权威，必将动摇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念，必将影响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 　　本文试就通过剖析证人不愿作证的原因，论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证人保护法》的必要性。 　　一、证人不愿作证原因剖析 　　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证人不愿作证的尴尬。究其原因有： 　　一是证人惧怕报复。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九十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的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而且这个势头还在上升。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作证就有人身危险”的恐惧心理。报复证人案例，各新闻媒体都屡有报道，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证人不敢作证，知情人不敢署名，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顽疾。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表明，我国群众举报案件署名率不足1%。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国家司法机关才能保护证人。因此，如何从立法上和司法上消除证人的恐惧心理，防止证人惨遭打击报复，提供良好的作证环境，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候了。 　　二是司法机关忽视案后保护。证人的指证，能够决定案件的性质和被告人的命运，有时甚至是生与死的关键。证人必然成为司法机关和案件当事人以及有关亲属朋友之间争取的对象，证人的处境好比湍流中的旋涡。帮助司法机关作完了证，案件一了结，司法机关便不再理会证人。越来越多的证人因此而寒了心，这个结果带来的社会效应就是：帮司法机关作证没有好下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三是因作证影响经济收入。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公民有如实作证的义务，但没有规定由于公民尽了作证义务而失去的经济损失怎样补偿。例如，某市法院在审理一起特大杀人案时，案发现场的证人因拿不起食宿交通费不能到庭。检、法两院都说各自经费困难，不能出这笔钱。最后还是3名公诉人凑了200多元把证人请来，使庭审顺利结束。但这些钱至今报不了销，原因是财务上没有这个下帐科目。 　　四是特殊证人善后处理困难。所谓特殊证人，即司法实践中所称的“污点证人”。他们是犯罪活动的同伙及参与人。污点证人具有犯罪污点，但因了解案情而被司法机关利用指认其他犯罪人的犯罪事实。他们通过对司法机关提供诉讼上的帮助，换得豁免刑罚上的特权，免受刑事追诉或得到从轻、减轻的对待。例如，贩毒集团或黑社会团伙中的“线人”，或其他犯罪团伙中愿意立功的成员。他们在进行犯罪活动中是同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证人的角度指认其他成员的犯罪事实。污点证人具有证明力强和特别致命的特点。美国有效地解决了“污点证人”的后顾之忧，就成功地使毒品犯罪的定罪率提高到89%，黑社会犯罪的定罪率提高到91%。由于污点证人的关键作用，就决定了他们这类人最容易遭到杀人灭口的危险。所以，利用和保护好污点证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正义服务，是司法实践中必需解决的课题。 　　五是司法机关不尊重证人的人格和合法权益。在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不尊重证人的人格，不注重证人权益维护的现象时有发生，并带有普遍性，这使证人感到寒心和反感。 　　主要表现在：一是莫视证人的人格尊严。视证人为“被告”，强求随传随到，到必作证。在证人不愿作证或“犹豫”时，态度不好。二是有些司法人员在询问证人时，说话态度蛮横，语言粗俗。三是对证人的功过是非缺乏必要的奖惩制度，表现在对立功者不奖，对有过者不罚。当前，许多证人“拒证”的现象，与司法人员不尊重人格和人权有极大的关系。因此，建立和完善证人制度，以保障证人的人格尊严及其权益的维护，实现司法文明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二、证人不愿作证的司法损害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墓础和核心，证人在诉讼活动中不可替代性的作用和特色决定了证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优先地位或“优先原则”。证人不作证的后果，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司法权威，不仅使许多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逃避了法律惩罚，而且还使我党的刑事政策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大打折扣。其损害的表现形式如下： 　　(1)使许多案件在侦查阶段流产。有些已经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因缺少证人证言，使证据不够《刑诉法》第129条所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不能移送给检察机关，而不得不做撤案或罚款的消极处理。同样，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因证人证言的缺失，达不到《刑诉法》提起公诉标准的141条之规定，使本来应该移送起诉到法院作有罪判决的案件不得不改为“存疑不起诉”或“相对不起诉”。就是在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中，因证人不作证的影响，使案件与《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有差距而妨碍正常审判。 　　(2)动摇了人民对法制的信念，使法制权威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