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据相关性二.docVIP

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据相关性　　关于人的行为特征，对于证据生成机制的知识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有自由意志，因而人的行为具有主观可选择性或任意性，但是，行为的主观可选择性也会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的限制。一方面，犯罪人、被告人、收集证据之人和证人等可能会影响证据(内容)的人，会因其行为的主观可选择性，而使证据具有与多个而非单一的事实命题之间构成相关性的可能，也就是说，所要证明的“某些证据是因为待证事实的发生而形成”这一命题(案件事实证明的基础命题)并不一定成立，这些证据也可能是因为其他行为事实的发生而形成。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这样两种情形：一是，证据是由被告人的行为而形成，但并非所指控的犯罪行为而形成。比如，在涉嫌盗窃的案件中，在被告人身边发现了被害人的钱物，并不能够证明被告人一定实施了盗窃，被告人也可能是从别人处购得或是从路边拾得，甚至是与所谓的被害人开个玩笑等。二是，证据可能由被告人的行为而形成，也可能由其他人的行为(犯罪行为、捏造证据的行为)而形成。比如，在交通肇事的犯罪中，肇事车的车主可能构成与犯罪的相关性，但实际的犯罪也可能是盗车贼所为等其他情形;证人作证时，既可能提供诚实的证言，也可能作虚假陈述，比如，究极而言，即使被告人自愿作出了有罪供述，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仍然不能排除被告人可能是替人受过或其他具有主观可选择性的情形。另一方面，对人的行为所受限制的认知对诉讼证明的影响是：对自然条件这种“硬性”的客观限制的认知，会使某个证据或是通过多个证据的综合而与某一特定的待证事实之间形成现实的必然相关性，即对特定的待证事实形成客观必然的证明，而对社会文化这种“软性”的习惯限制——之所以说是“软性的”限制，是因为人们并不一定会按习惯而行事——的认知，会使某一证据或是通过多个证据的综合与某一特定的待证事实形成一种倾向性较强的相关性，即对特定的待证事实形成相对的证明，尽管这种倾向性的证明在理论上始终是盖然性的，但常常却可以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确信”或相对确定的证明。根据对自然条件的客观限制的认知而形成的现实必然相关性，比如：被告人留在犯罪现场的指纹这一证据，必然反映了被告人一定到过犯罪现场;一些关于犯罪过程的录像录音资料，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人们往往可以销毁却不可能凭空捏造出来;通过对证据调查行为的法律控制，一般可以保证人们不能够随意改变实物证据的本来属性;证人证言如果能够得到与其没有“相互污染”的其他证据的印证，必然可以证明证人是诚实作证，关于外在事实(非自身行为)的证言如果能够得到其他实物证据的印证，也可以证明其证言是完全真实的。根据对社会文化的习惯限制的认知而形成的倾向性相关性，比如：公司老板和税务官员一起打麻将而且前者“输”了很多钱给后者，人们一般多认为是和行贿受贿行为而非赌博行为构成了相关性，尽管从行为的主观可选择性上看和赌博行为构成相关性也是有可能的;当证人是当事人的亲属时，人们倾向于认为其证言内容是虚假的因而与其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之间构不成现实的相关性。 　　从这里对诉讼证明知识之主要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要将案件(定罪的)办成“铁案”，亦即保证案件事实证明的绝对真实性，那么，中国学界在证明标准立场上的客观真实论者所说的“……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结论”，[11]在证明理论上至少要满足这样的必要条件：通过证据的综合，以其所能表明的客观限制能够排除单一的证据因人的主观可选择性而与待证的案件事实之外的其他事实命题构成相关性的可能性。在“客观限制”这一证明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种证据相关性的知识建构方式称为客观证明。具体而言，这种证明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与待证的案件事实直接相关的证据——假设或实际上是因待证的案件事实发生(或存在)而直接形成的证据以及能够直接反映其内容的衍生证据，[12]所能表明的客观限制，能够排除被告人的主观可选择性，从而使其能够与待证的案件事实之间建立必然的相关性。二是，当与待证的案件事实直接相关的证据内容可能在证据调查或举证过程中因人的主观可选择性行为而“失真”时，就需要对证人未故意作伪证和证据调查人未有意改变证据内容这些证据事实(相对于案件事实这种基础性的待证事实而言，为从属性的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即以与证据事实直接相关的证据所能表明的客观限制，来排除因证据调查人、证人的主观可选择性而导致与待证的案件事实直接相关的证据“失真”的可能性。对于证人诚实作证这种证据事实而言，与其直接相关的证据就是能够直接反映其内容的证据，也就是其他与待证的案件事实直接相关、对证言具有检验性的证据。相对于实物证据(与待证的案件事实直接相关的)的内容未被人为改变这种证据事实而言，与其直接相关的证据既包括其他与待证的案件事实直接相关、对其具有检验性的证据，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