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娱乐]“城管”成英美媒体新词汇 据称没人可享受特权.docVIP

“城管”成英美媒体新词汇 据称没人可享受特权 本报驻外记者 陶短房 李亚龙 郭西山 国懿 纪双城 本报记者 高雷 　　继“guanxi（关系）”、“hongbao（红包）”成为英美媒体中的“新晋词汇”后，“chengguan（城管）”一词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显然是因为近期中国多个城市发生涉及城管的公众冲突事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城管，绝非中国独有，在印度、俄罗斯以及英美等发达国家，都有不同的机构在承担着类似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史料记载，甚至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苏美尔城邦，就有了看守城门、整顿市场的专职人员。显然，只要城市存在，这类人群就必须存在。但在急速城市化、人口大迁徙的中印等新兴国家，城管成了第一拨承受各种社会问题的群体。城管卷入公共冲突事件的几率无疑增大了，因为这不但涉及转型国家的法制和社会缺陷，也涉及到认为“被剥夺了生存底线”的人寻找情绪出口的问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城管群体自身的素质问题。该如何让城市维持在一种可控的秩序下？这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英国网民：“中国城管”=“维京海盗” 　　新加坡《联合早报》20日以“求形似先于神似的管理”为题谈论中国的“城管乱象”，文章列举了中国一些城市最近出现的城管暴力执法的确凿案例和网络谣言，并援引一些中国公民的议论说，“人人都在骂城管，但不管又不行，比如无照商贩扰民”，“名声不佳的中国城管做了很多别人嫌苦嫌累又吃力不讨好的事，却没得到相应评价”。文章分析说，“有关城管的种种问题，中国学者早已做过许多深入分析，像已故学者蔡定剑就曾强烈提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进城农民与失业下岗工人都需要靠街头摆摊维持生计，政府维护城市秩序的前提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管理也应当服从于民众的生存权，管理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服务”。 　　最近几年，“chengguan（城管）”和“hongbao（红包）”，“guanxi（关系）”一样，成了英国报纸的“新词”。《泰晤士报》曾以“中国手册传授如何打人不见伤”为题报道说，在中国，这一手册的“服务对象”明显是被称为“chengguan”的地方执法者，“他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常常会卷入一些公众冲突事件”。《每日电讯报》说，所谓“chengguan”是指“驱赶中国城市的非法摊贩、清除黑车以及查验营业执照的警察”。《卫报》解释说，“chengguan”是指“一些处理轻微犯罪和无序状态的雇员”。在英国一些视频网上，甚至还有人制作出把“中国城管”和“维京海盗”拼凑在一起的动漫短片，并调侃说“这些都是让民间闻风丧胆的称呼”。《卫报》在报道中国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时还分析说，“中国的城管之所以会这样做，同他们没有接受充分的培训、收入偏低以及对个人职业前景感到悲观等多重因素有关”。该报还报道说，中国有些地方安排年轻、态度和善的女城管上街执勤，代替原先在小贩心中如同凶神恶煞般的男城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商贩们的心理压力，是个不错的尝试”。 　　印度城管：治理街头小贩一波三折 　　“城管”并非中国城市化特有的产物。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苏美尔城邦时代，就出现了以看守城门、整顿市场等为任务的城市专职管理人员，他们享有一定的处罚权。到了1667年，法国巴黎设立了警察系统，被认为是现代城市管理制度建立的起点。 　　据英国史料记载，1829年9月29日，一群头戴皮帽，脚蹬皮靴，身穿藏青色燕尾服和长裤的“城管”走上伦敦街头。现在，英国仍有类似“城管”的社区警察，但一般来说，他们极少需要操心“无证商贩摆地摊或满街走”的问题，因为在英国商业文化中没有这样的民间消费方式。绝大多数英国人习惯一周去大型超市两次，买全各种吃穿用品。如果贸然有几个小贩站在闹市街头兜售蔬菜瓜果、衣帽裤袜，英国人一般都不敢买，唯恐其中存在质量问题。 　　但在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国家，街头兜售仍旧是一道独有风景。在新德里的街头，《环球时报》记者经常看到城市监管人员追赶无照摊贩的场景，每次都是监管人员一走，摊贩们又返回来继续做自己的买卖。最近几年，印度在治理无照商贩问题上可谓一波三折。2007年，印最高法院批准了有关治理沿街叫卖的条令，其中包括禁止在路边做餐饮生意。由于印度1000万街边商贩中有30%的人做小吃生意，这项禁令让很多人抱怨失去了“谋生手段”。维护街边商贩权益的活动家马杜·克什瓦女士强烈认为，“这项禁令是荒谬的”，是不可能得到执行的，原因很简单：消费者需要。《印度快报》甚至说，街边小贩是德里遗产的一部分，为城市增添了色彩和生活气息，市民和游客都很喜欢。 　　到了2009年，印度出台《关于城市街头摊贩的国家政策》，相关条文说，“对街头摊贩以可承受的价格、在方便的地方为百姓提供必要商品的积极作用予以认可”，与此同时，也通过划分“允许经营区”，“限制经营区”和“禁止经营区”对街头摊贩进行规范管理。印度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