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调整及其政策执行的地方性理解推荐.docVIP

土地调整及其政策执行的地方性理解 ——基于对辽宁庙村土地调整的调查 ? 　　在国家关于禁止土地调整的政策出台后至今，一些村庄范围内的土地调整仍在继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这与地方对上级政策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在南庙村的调查中，调查发现，村民对国家的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左右了村庄内的土地调整。除了土地调整，小组之间的农户迁移也一样受到村民认识的影响。小组间的迁移配合有土体调整不仅体现了村民对土地的重视，更加强了村民的村社归属意识并强化了集体记忆。这样的事实也告诉我们：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土地政策的调整时最好可以考虑村民的意见和认识，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做好以人为本、增进村民收益。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综述 　　在国家1998年出台新的土地延期承包政策不变之后，村庄范围内的土地调整在一些地区仍在进行，为什么会进行土地调整呢？国家政策在地方上的运作并不像国家政策设计的初始动机那样，因为地方上的社会生态系统会对政策的执行和变更产生重要影响，同样村民、干部对国家政策的理解、认识和宣传也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和实施产生这样的影响。不同的村庄有不同的理由，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对国家的土地延期承包政策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小组之间的迁移也体现了土地调整对于村民村社归属权的保护。 　　学界关于土地调整的研究已经相当的丰富，总结起来以往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四个视角的研究，即法律与权力视角下的研究、经济与效益视角下的研究、农村社会保障和乡村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研究。 　　法律与权力的视角下，张静是一种代表性的观点，他提出了“土地使用的不规则”的解释模型，认为在土地使用规则方面，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多种规则被实践活动所选择，这些规则具有多种合法性声称来源，包含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原则。不用人可以选择不同的规则，但是其背后体现的是力量对比的博弈。“集体对于土地的权力突出体现在对土地的频繁的调整上，而个体对土地来说，每一土体调整都是为了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土地使用不均。”张静的解释框架对当前的土地调整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却没有对村组在土地调整上的权力及这种权力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作出阐释。陈柏峰认为，虽然法律和政策一直强调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但实践中，土地违法调整一直是普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土地调整越来越少，这与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持续用力有关。土地调整虽然违反国家政策和法律，但在村庄中却是“公平”的，符合村庄的地方性规范，能够获得大部分村民的认可。土地承包的国家政策和法律能不能完全贯彻下去，一方面取决于法律运作的逻辑，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治理的逻辑。这样的一种视角其实是从法律到乡村治理的延伸，其关键点在于点出了政策与法律的贯彻实际上是在法律运作逻辑与政府治理逻辑共同作用下进行的。 　　经济与效益的视角下，大多数的研究是批评土地调整的频繁出现影响了村民对于土地的长期投资，但是许庆、章元的研究得出的并不是这样的结论。他们将农民的长期投资划分为两类，“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长期投资”以及“与特定地块相连的长期投资”，通过实证研究其发现，土地调整对农户的这两类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文中强调的主要结论有：“减人减地”使农户的第一类长期投资大幅度下降，“增人增地”对农户的第一类长期投资没有什么影响；“减人减地”和“增人增地”对农户的农家肥使用量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把“减人减地”导致的以及大调整所可能导致的第一类长期投资的减少完全归咎于土地调整所导致的低效率。 　　乡村社会治理视角下，贺雪峰认为，土地调整的问题不在于究竟是村民的权益应该受到《土地承包法》的保护，还是村民应该遵守自己过去签定同意土地调整的协议，而在于作者调查的衡阳县的农村土地调整一直在进行中，且没有村民援引国家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抗全村民组村民的公益。土地调整的要害还不只是动地，而且要求人口减少的农户将多余的土地退出来，这样，那些已将户口转走的村民就不再享有村庄土地的收益。与此一致地，申端峰认为，包产到户以来，国家的土地政策是农民本位取向的，总体的改革取向是强调农民的土地权利，而逐步弱化村组的土地权力。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村庄“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也是村组制度型权力的主要体现。而土地一定30年不变的政策使农民土地权利逐步个体化，与此同时日益将村组抛开来，大大弱化了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的土地权利与村组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像主流学界所讲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其实本文的观点也是申端峰观点的一个印证。小组之间的迁移涉及到土地调整的意义是强化了村民的村社归属意识，同时也让村组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治理的权力。国家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