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案演示1.ppt

第一章 先秦文论 先秦是中国文学的开端。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指出：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 它是唯一的类型。 一、先秦文学批评的特点： 先秦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滥觞时期。比较而言，先秦文学理论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文学和文学批评尚未形成专门学科，文史哲合一，文学批评具有浓郁的学术文化色彩。诸子之学是文学批评的摇篮。先秦尚无专门的文学及文学理论，文艺思想往往和哲学、史学等杂糅在一起。 2、先秦文学批评以《三百篇》为圭臬，诸子百家皆主“诗言志”之说。先秦文论广泛涉及到了包括天人关系、美善关系、文质关系、言意关系、诗乐关系等在内的文艺问题。诗言志是先秦文学批评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与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主。 3、先秦文学批评处于草创时期，无理论批评专著问世，批评形式多为语录条目，片言只语，吉光片羽，散见于散见于经、史、子、集著述中。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先秦诸子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长河之源。 二、《尚书·尧典》 《尚书·尧典》所提出的“诗言志”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奠基之石，朱自清称之为“开山的纲领”；《尧典》显露出重视文艺的教育功能的倾向；《尧典》并提到了原始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尚书·尧典》 1、 胄子：一说未成年的人,一说嫡长子，一说贵族子弟。 　　2、 直而温：正直而温和；宽而栗：宽宏而庄严。 　　3、 永：通咏，一说长，这里指徐徐吟唱。 　　4、 夺：失去，或搅乱。 　 5、 於：叹词，音乌。 　　6、 拊：轻轻叩击，音抚；石：石磬。 《尚书 尧典》的文学理论简析 1、诗言志 顾名思义，“诗言志”就是说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情志的。这概括了诗歌基本特点，对我国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自清先生称之为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诗言志的观念，在先秦时代相当普遍。如：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曾记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但这里的“诗”却不是指创作诗篇，而是指“诗三百”中现成的诗篇。襄公二十七年(前546)，郑伯享赵文子于垂陇，郑国子展等七子应赵文子之请．赋诗言志。所谓赋诗言志，是借“诗三百”中的篇章，表达自己的想法。如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即借该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之句表达自己与赵文子相见的愉快心情，《左传》记载这种史实很多。可知春秋时列国间公卿大夫在进行外交活动时，常常这样赋诗言志。赋诗者往往不管原诗的整体内容，只取其某一点的相同或类似，这叫做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齐国卢蒲癸的话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人们的这种观念。 由于对“志”的含义的不同理解，以及相应的文学倾向的影响，“诗言志”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支派： （1）重志：要求诗歌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对人进行道德规范。志，指规范性的情，要合乎礼义道德。 如，孔子提出“思无邪”，《诗大序》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温柔敦厚”等等；唐韩愈、柳宗元、元白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宋代朱熹等理学家的相关理论等。这一派的观点违背了艺术规律，片面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严重窒息了文学的发展，影响也不大。 （2）重情：强调诗歌对于抒发个体情感的作用。 陆机《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以情纬文”，萧刚《答张赞谢示集书》曰：“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等等。重情理论的缺点在于，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客观性及其教育作用，因而对文学创作带来了不良影响；是对诗言志理论的片面发展。但同时，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总结贡献较大。 （3）情志并重。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诗言志”理论的主流是情志并重。近人闻一多先生曾从分析字形入手，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并进一步阐述说“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 唐代孔颖达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指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孔颖达的理论使情志并举在理论上得以确立，这标志着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歌本质特征的体认已趋于成熟。此外，刘勰、钟嵘、白居易、叶夑、王夫子等人都是主张情志并举的。这一认识既强调了诗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重视了文学本身的抒情性特点，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诗歌的教育（或曰教化）作用，此即所谓诗可“持其性情”之义。美刺和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