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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取士我之见 对人才的选拔一直是集团壮大、国家富强、社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问题。现阶段我国最大规模的人才选拔就是高考，而在古代，对人才的选拔则曾采用过多种方法。我将阐述一下，我个人对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看法。 一、取士观念 在我国古代，对人才的选拔被称为取士。我认为若要讨论我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就有必要对我国古代的取士观念有一番了解。 在我国古代，主流观念认为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可通过两种方式给予满足，用古人的术语说，一是养士，一是取士。养士即培养人才，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数量培养所需的人才。而取士的出发点与养士迥异，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人才本来就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要取法得当，就会选拔出足够的人才。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曾诏命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认为人才并不缺少，只担心渠道不通，因而无法选拔出来，如他所说：“今天下贤者智者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汉武帝也坚信贤良之辈无处不有，只是渠道不畅，他们无法得到任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 曹操认为贤士就在巷闾中间，不去搜寻，当然无从获取，如他所说：“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据认为创立科举制的隋炀帝更是说得直接，认为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唐高祖李渊认为求贤方法不当，致使他们“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并开“怀牒自应”的先河。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统治者们解决对于人才需求问题的考虑，均立足于取士的观念。 取士观念的形成以及其最终在我国教育理念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其历史渊源重要为以下三点： （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选贤用贤的实践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各国君主基于其霸业的需要，亟需有知识有才能的辅助之才。在这种背景下，君主们在生死存亡的角逐中，常常不拘一格，争相延聘有真才实学之辈。这一时期为后世留下许多因拥有人才而强国的佳话。比如，齐桓公与管仲、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百里奚、燕昭王筑黄金台礼聘天下贤人，都是流传千古的礼贤下士的佳话。 取士的观念也由于礼遇贤才的种种佳话而深入到统治观念之中，成为中国历代统治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后代的统治者无不在先秦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灵感，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治国之策。 （二）历代王朝更迭的特点 中国的历史自西周以降，几乎在每一个统一王朝建立之前，都有一个大的社会动荡时期，呈现一种周期性动荡的演进过程。 ?每当新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和完善治理的需要，都会急于扩充官吏的队伍。但社会大乱之后，前朝的教育机构早已荡然无存，临时设立学校，又远水不解近渴，无法满足眼下的急迫需要。所以，统治者把急切的求贤目光自然就转向社会，转向民间。取士观念也是在这种时候深入人心。 （三）缺乏连续稳定的学校教育系统 在古代中国，虽然历来重视教育，但缺乏一个连续稳定的学校系统。自东周以后，私学虽然兴起, 但学校教育却长期衰退。由于缺乏人才的正规培养机构，统治者自然把眼光转向社会，采取取士的方式以满足其对人才的需求,。察举制、科举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学校体系不足的一种替代性措施。 总而言之，取士的观念萌芽于春秋战国时代，又在后世的种种历史条件下逐步被强化。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三种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也在取士观念的驱动下形成的。取士观念对如何解决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察举制 察举制是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 （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中央和地方高官之手。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亦因此遭到极大的破坏。权门势家把持察举九品中正制叫九品官人法，是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这种选官制度，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新的选官制度是由魏文帝曹丕时的吏部尚书陈群创议的。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世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