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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升:东亚法典的形成 　　前言?? 本文所讲的东亚律令法主要从固有法与继受法着眼。?? 在东西方法的历史中，法的继受主要是指：缅甸以及其他东南亚各国法律史上对印度　法的继受；亚洲、非洲各国法律史上对伊斯兰法的继受；日耳曼法律史上对罗马法的继　受；以及东亚各国法律史上对中国法的继受等。虽然对各种继受的政治、社会、经济各　个条件不能作同等看待，但是这些法律继受都是各自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但是，即使在两个相邻的法领域中，如果没有共同基础和互相需要，也不会产生法的　继受。例如，中国和蒙古虽然相邻，但双方的(法律制度)也只不过停留在某种程度上的　影响关系而已。在继受成为可能的共同基础中，必须要有经济基础，并且要有共同的需　要。可以说，继受是根据需要的程度而产生的。虽然日本在继受隋唐律令以前就开始和　其他各种文化一道不断地继受中国法，但是我认为(日本)在某一个时期中通过大量的立　法，继受了中国法。也就是，日本在新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出现了统一国家的要求，这　大大促进了对中国法，特别是隋唐法的继受。朝鲜和越南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同样的因素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日本、朝鲜、越南三国都有古老的继受法，但是我认为(隋唐时　期)是三个国家中资料最为丰富的时期。日本是以大宝律令为中心；朝鲜是唐亡以后十　世纪后开始建国的高丽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李氏朝鲜法，特别是十五世纪的经国大　典；越南主要是以据说为现存最古老的法典——十五世纪的黎朝刑律为中心。高丽也好　，越南(黎朝)也罢，都是在唐亡国后建立的，都受到了宋元以及明代法的影响，并且直　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唐代法的影响。?? 以下记述的只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没有涉及田制和税制——用一句话来概括　记述的目标的话，就是以唐代为首的法律对东亚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虽然可　以在刑法和交易法的层面上作如此说明，而在亲属法和继承法的层面上东亚各民族并没　有抛弃自己的固有法而完全臣服在中国法面前。这样，就出现了在亲属法和继承法方面　没有贯彻(唐代继受法)，抑或没有完全贯彻(唐代继受法)的问题。本文就对这一继受和　拒受的曲折过程加以探讨。从近代亚洲在欧美入侵以前都面临共同的课题这一角度上来　讲，是“亚洲一体”的。这时，亚洲各国各民族拥有不同的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环　境，在这方面“亚洲一体”是不矛盾的。现在，中国有五十余个少数民族，各个少数民　族拥有各自的固有法——只要不与体制相矛盾——就得到承认。这种情况与“统一的中　国”没有任何矛盾。这里就要回顾一下在同一东亚区域内，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中　国之间曾经具有何种程度的异质法，这三国又是在何种程度上继受了中国法。?? 　　　　一、武力统治与权威主义法律体系——律令格式?? 所谓武力英雄就是尽量掌握“武力统治”并将其隐藏起来，依靠这种潜在的“武力”　来轻而易举地维系稳定的统治。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在需要使用武力的时候不使用武　力。法是现实中由掌权者制定的，但是，君主自己制定法律并不能掩盖法的统治与被统　治关系的对立。根据儒教的观点“天生民，作之君，作之师。”也就是说，君主是受天　的付托——根据天命来行使政治，法是接受天的付托由君主制定的。总而言之，这是在　标榜实体法的正当性。如果法单纯地为君主恣意的话，将是难以维持的。旧中国权威主　义法思想的根源就是天对制定法律的君主的一种付托。?? 但是，为了实现君主的统治，发挥权威主义的法实效，还需要帝王君主的外在表现行　为。中国的帝王进行祭天这样的超人间的行为，营造象阿房宫、未央宫这种壮大的宫殿　，建设了以长安、洛阳为首的大规模首都，整备了象卤簿、衣服、音乐等制度，甚至于　到死后还建立了雄伟的帝王坟墓。所有这些都是在“重帝王之威”，享有优越性的帝王　权威是为了对被统治者制造心理臣服的效果。在中国，为了统治而使用直接的强制力—　—暴力，将会消耗资源和力量，在统治的方法中绝非上策。?? 我在编纂《唐令拾遗》时，为官员制度的庞大体系，天地宗庙的祭典，天子以下百官　的冠服、车舆、音乐、坟墓等数量繁多且规模巨大而感到吃惊。在与唐令有关的制度中　，还有唐礼(例如《开元礼》一百五十卷)。象为人所知的“君子重而生威”，“礼仪三　百，威仪三千”(《礼记·曲礼》)这样平常的词句，我认为，唐令也是由此而制定的制　度典礼体系。其后，古典(《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说：君主有君主的威仪开始，而　让臣下畏惧，由此来保国家，臣有臣的威仪使其下属畏惧，以此来守官职。这不单纯是　权力，而是为了制造服属心理效果的权威主义思想。?? 一般地说，“礼”也是权威主义的身份秩序，所谓“礼不下庶人”，就是权威主义中　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但是，《史记·高祖本纪》中的记述有关于权威主义更加准确的　表述。汉高祖继位以后，征讨韩信，并亲征与韩信勾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