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来看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docVIP

从英国“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来看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 【摘要】东晋百余年间君与臣“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历来遭到持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者的非论。其实并不然，只需把它与１３世纪英国贵族为限制王权的膨胀，而制定的《自由大宪章》作比较，就可看出其政治形式中的某些合理因素。 【关键词】东晋、王权、英国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君主专制集权自秦汉以后已被以往论者视为正统的理想模式,更多地肯定秦、汉、唐、元、明、清加强中央集权的合理性,而把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与大族擅权等同而横加贬斥。其实并不然，只需把东晋这种“君与臣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与１３世纪英国贵族为限制王权，制定的《自由大宪章》作比较。就可看出其政治形式中的某些合理因素。 1215年制定的英国“宪法第一个成文文件”——《自由大宪章》。是自诺曼底征服以来，英国王权与贵族斗争的一个分水岭。它用成文发的形式限制了君主的绝对权利。国王渐渐退出了实际的政治舞台，王位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职位。用恩格斯的话说，此后国王成了一个“统而不治”、“理朝不理政”的虚君。无独有偶，在《自由大宪章》签定之前，英国的封建君臣局面，多少与东晋百余年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相类似。只不过，东晋群臣与帝王争夺权利的时候，没有用成文法的形式来约束王权，而是几大家族轮流执政来平衡与君王之间的关系。下面就让我们来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关系。 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各种矛盾积聚的过程性 东晋是司马氏偏安江左，实行“跨江而治”的一个政权组织。而诺曼－安茹王朝是威廉入主英国而形成“跨海而治”的政权。两者在地域构成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不仅如此，两朝建立之后，其内部也存在着诸多颇为相似的矛盾，下面我们就逐一对其比较分析。 （一）侨族与土族之间的矛盾 无论是东晋王朝，还是诺曼－安茹王朝。都存在着侨族与土族之间的矛盾。 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左，江左的东晋政权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在此期间，门阀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北方迁来的士族叫侨姓士族，南方土著的士族叫吴姓士族，称为庶族或寒门的，是不属于士族的地主。北方士族以王、谢、桓、庾四大姓最有名望，占据着卿相等高位。在东晋政权中，南方士族以顾、陆、朱、张四姓为高，但其地位低于北方士族，所以南北士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政治上，北方士族占据了高官显位，南方士族所任的官往往只有虚名，并无实权。即使像顾荣、贺循这样的名士，也只是担任一些清闲经济的官职。南方士族对于过江的“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　让他们来“驾御”自己就，是不能忍受的。在经济上，江南的膏壤沃土，早已为南方士族所占据，北方南下，在“无田何由得食”思想的指导下，也必然会与南方在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上引起矛盾。义兴大族周勰的起兵，是南北矛盾的集中体现。 同样，英国诺曼－安茹王朝也存有类似的矛盾。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在其新国土上尽快推行封建主义土地分封制。来自安茹、布列塔尼等地的武士得到了与自己地位和军功相称的封地。而原盎格鲁－撒克逊各级数千名大小贵族。有的在征服过程中死亡，侥幸未死的则受到侨姓贵族的压榨和剥削。当时，“诺曼征服者仅占被征服者数量的1/150左右”　为了强化中央王权，威廉一世下令拆除了原撒克逊多数贵族的城堡，若干年后仅有两家原英格兰贵族的城堡得以保存。而诺曼贵族的新建城堡却散布各处。诺曼人骑兵以这些城堡为中心，防守威慑着周围地区。这些侨姓征服者还利用苛刻的法律规定保护诺曼征服者，维持地方秩序。傲慢的诺曼人占领了不列颠，不屑于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这更激化了侨族与土族之间的矛盾。1075年，撒克逊首领沃索夫的反叛，就是在这种尖锐矛盾激化下的产物。 （二）君臣之间的矛盾 两朝除了有以上的矛盾外，更为严重的还是君臣之间的矛盾。 东晋与西晋虽然都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但西晋司马氏王室力量还比较强大，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东晋则不同，司马睿“匹马济江”，他立国所依靠的是南北大族；东晋政权是参与和支持建立这个政权的几个大族的联合专政。支持东晋的南北大族中，先后交替执政的有王、庾、桓、谢四大家族，皇帝的权限很小。“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　就是东晋政治的特点。这样，皇权与大族之间必然产生矛盾。 这种“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指在权利分配和尊卑名分与一般君臣所不同的关系。史称“:(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江左出现这种政治局面。总的来说，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其经济表现是，东晋朝廷主要靠稀少的自耕农的赋役，维持其存在，门阀士族主要靠占山护泽以图发展，而占山护泽自然又要分割山泽之内本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