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与媒介关系.docVIP

论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大众传媒从产生之日起就在政治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它对政府起着监督权利、揭露权利腐败的作用，被誉为 “第四权力”，正如张巨岩在《权力的声音一一美国的媒体与战争》说的，“无论偏向与否，新闻与电子媒介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体制中始终具有影响力量。传播媒介的巨大能量能与政府三大部门分庭抗礼”，大众传媒的力量不可小觑。但它在监督政府的同时也在被政府利用。对于政府来说，它既是政治宣传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也是实现政治抱负、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途径。甚至媒体间的斗争演变为政治斗争，成为展示政治主张和政治实力的重要舞台，演变为政治本身。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众传媒发达的美国更是如此，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更是关系非同一般。 美国政府无疑是世界上所有政府中最会与大众传媒打交道的政府。在与我国完全不同的体制和制度下，再加上几百年来经验的积累和发展，美国大众传媒已经拥有非常成熟的新闻理念与操作水平。所以更加难以“驾驭”。历届美国政府有过许多因大众传媒的揭露报道而面临困局的时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也有与媒介关系和谐的政府，比如罗斯福政府、奥巴马政府。政府如何处理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直接关系影响到政府的形象以及相关利益。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大众传媒、与之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成为政府与媒介打交道的关键问题。 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先后经历了政党报刊时期大众报刊时期，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这种变化以便士报的出现为转折点，即在政党报刊向大众报刊过渡转变时最为迅速和明显。也是从那时起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开始由单向变为双向——从政党报刊时期的报刊沦为政府的工具喉舌，只为政府服务，只是政党之间互相攻击谩骂竞争的工具，所传播的内容是受众面窄真实客观性大打折扣，到后来大众报刊时期报刊的社会公器职能监督职能不断凸显，大众媒介开始了对政府的监督，向社会公众传播他们想要知道和了解的信息。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就不得不正视大众传媒的力量，开始探索最大限度的利用大众传媒，与大众传媒保持友好关系。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借助大众传媒这一舆论工具，与群众加强沟通并利用媒体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 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与美国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大众传媒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国内政治，甚至传媒报道可以影响到美国总统的选举和作出决策。基于大众传媒巨大的政治影响，美国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的时候，大众传媒都成了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受到了历届政府的重视。报业大王普利策曾说：“我永远当不了总统，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不过，有一天，我要自己挑选一作为世俗化的政治人物，出于政治目的总统不可避免地要与媒体打交道，通过媒体来树立自己和政府的形象或者是达到某种效果。罗斯福是第一位利用媒介有效的激发公众支持的总统，他很好的利用了那时候的新技术广播，使他能够迅速地触及全国的观众获得支持，罗斯福的总统班子还创造了总统举办记者招待会的制度；其后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总统都保留了定期举办总统新闻发布会的制度，杜鲁门时期开始在总统发布会上用麦克风，并批准将录音带用于新闻广播，使得新闻发布会更加正规，虽然他努力和新闻界保持一种亲切的个人关系，但他时常遭到新闻界尖锐的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仅延续了开招待会的传统，而且最先最早利用电视竞选成功。在大众传媒中，电视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政治。约翰?肯尼迪总统被称为利用电视的高手，他先是利用电视公开演说和尼克松辩论，出奇制胜的独占鳌头，后来又把电视实况转播引进了记者招待会，并主动和记者做朋友，利用电视来塑造自我形象，宣传政策。他的一系列做法被后来的总统所借鉴。这些总统的选举上台和日常的一些活动都与媒体进行合作让媒体参与见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广播功效”。最能表现大众传媒与美国政府的是李普曼在世期间，当总统作重大决定是都要征求李普曼意见，美国政府对大众传媒的依赖之深可见一斑。 美国政府利用大众传媒的同时，也在接受大众传媒的监督。美国大众传媒对政府的监督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对美国民主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史上最有名的例子便是水门事件。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事件发生后尼克松曾一度竭力掩盖开脱，但在随后对这一案件的继续调查中，尼克松政府里的许多人被陆续揭发出来，并直接涉及到尼克松本人，从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危机，最后尼克松被迫辞职。在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整个事件进行了的一系列的跟踪报道起到了关键作用，报道揭露了白宫与水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