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儒学和日本的近代化.doc

儒学和日本的近代化 “（应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歧亦能读经典，即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歧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先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乃征王仁也。其阿直歧者，阿直歧史之祖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者之始祖也。”⑴《古事记》记有应神朝（传为270--310），和迩吉师献汉籍《论语》等事迹。一般认为和迩吉师就是王仁。百济人王仁将《论语》携入日本，揭开了日本儒学的发展史，此后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儒学在日本近代化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王家骅在《儒学和日本的近代化》⑵一文中重点分析了儒学在日本近代化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全文分为四部分：一，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近代性因素；二，倒幕维新运动与日本阳明学；三，近代化进程中日本儒学功能的二重性；四，儒学思想与当代日本社会，系统论述了在日本近代化进程的不同时期，儒学发挥作用的不同形式和儒学自身的发展演变。 在“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近代性因素”中，根据王家骅的论述，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3）后，中国的儒学的一个分支----朱子学开始传入日本。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的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等级体制，将朱子学立为官学。然而，到了18世纪以后，在日本又兴起了批判朱子学的浪潮。在这个浪潮中催生了一些新学派，如古学派和怀德堂学派。古学派主张返回孔孟古典或先王之教，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以大阪商人为背景的日本朱子学支派怀德堂学派，积极肯定商人谋取利益的正当性。关于该批判浪潮兴起的原因，王家骅也做了系统的分析。即，18世纪以后，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封建农业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逐步萌芽，处于等级制末端的商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日益加强，并由此动摇了封建身份等级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是批判朱子儒学兴起的根本原因。同时，王家骅指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720年，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下令放宽文化“锁国”，以欧洲的医学、动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兰学”，在日本迅速传播开来，为日本文化带来了异质因素。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日本自古以来就具有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并与自身文化相融合的传统，而此时朱子学已相当于日本自己的文化，兰学作为一种优秀的外来文化，它的传入，促使日本人试图将二者融合，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从而从侧面推动了对朱子学的批判。 同时，作者指出，不能将18世纪以后日本儒学者的批判主张单纯地看作是对朱子学的批判与背离，还应认识到这些主张也是日本儒学为适应日本的社会变动和刚刚传入的异质西方文化所作的自我调适，是日本儒学的内发的近代性因素。作者认为，肯定商人营利的合理性的主张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反禁欲主义思想也带有近代人文主义色彩，对“格物穷理”的再解释和针对阴阳五行说的批判未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认为这都表明，处于近代化前夜的日本儒学具有两重性，即阻滞和推动作用。之所以说它们是日本儒学内部成长的近代性因素，是因为作者认为这些主张是以儒学的概念、范畴来表述，以重新解释儒学古典的形式出现的，并认为一些儒学者与“兰学”的接触和对“兰学”合理性的肯定，则是日本儒学涵容西方文化的最初尝试。我支持作者的看法，他告诉我们，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应全面地看待并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一面，看清现象背后的实质。 王家骅在第二部分论述了阳明学在日本倒幕维新运动中的作用。作者指出，影响明治维新运动的思想多种多样（如洋学、国学、阳明学等等），其主要口号则是带有儒学色彩的“尊王攘夷”，很明显参照了中国的“尊周王，攘夷狄”。作者认为，日本的阳明学因自产生伊始就处于在野地位而更具反体制性和行动性，对参加倒幕维新运动的许多志士曾产生极大影响。倒幕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和领导人吉田松阴也从阳明学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涵养，其他重要领导人如吉田松阴的高徒高杉晋作、“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也都是阳明学的信奉者。同时，文中作者引用了梁启超、章太炎对于心学在日本维新运动中作用的评价，进一步指出日本阳明学鼓舞了倒幕维新志士的反体制精神和勇于行动而不计生死的果敢行动。在该部分的最后，作者又一次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在明治维新运动中，阳明学的先导作用和具有儒学色彩的“尊王攘夷”口号，都表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儒学的某个流派或某种思想有可能发挥推动近代化进程的作用，儒学未必仅有阻滞近代化的社会功能。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在倒幕维新运动中，阳明学和儒学的“尊王攘夷”思想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从总的价值取向来说，儒学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但是，就如作者说的，我们考虑任何历史问题都必须将其放在